编者按：当前，有关“审美文化”问题正越来越引起美学界、文艺理论界的许多学者的注意。这一问题的出现，与当前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息息相关，它向当代中国美学、文艺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为了推进学术界对当代审美文化课题的研究，使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在与当前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相关联的过程中得到更加广泛、深入的探讨，中华美学学会审美文化委员会与本刊共同组织了“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建构”的学术笔谈，目的在于强化当代审美文化理论的建设。这组笔谈的作者均为活跃于当今中国美学、文艺理论界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多有不同，观点也不尽一致，但都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组笔谈，能引起更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对当前审美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建设起一个推动作用。 批评的观念：当代审美文化理论的主导性意识 作为一项学科边界不确定（甚至取消了传统意义上的学科边界）的当代性的理论活动，当代审美文化理论要在人类生存活动和文化建构的现实景观中表明自身合法性，首选的课题就是确立其与其他理论活动、特别是与经典美学所不同的主导性理论意识。因为毫无疑问，所谓“审美文化”，并非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体经验的心灵／精神现象；它超出经典美学“审美的”判断的抽象范围，进入并展开在普遍的人类历史／文化进程之中，成为“审美的文化活动”或曰“文化中的审美实践”。而“当代审美文化”则更为具体、现实地表征了“当代性现象”中的历史／文化“隐喻”，表征了当代人在特定文化活动层面的生存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当代审美文化理论便突破了我们一般经验中的学科边界，突破已有的来自经验判断的美学规范，使得我们迄今未能够为其制订出一份明确的“学科说明书”。 然而，“边界的突破”或“边界的消失”，也许正将二种当代性理论建构的特殊可能性推进到我们的研究兴趣之中；它使当代审美文化理论有可能在我们已有的美学学科边界之外，独特地建构起自身特殊的范畴、原则和方法。 在我看来，作为当代性的理论活动，当代审美文化理论的全部特殊性，总是与其主导性理论意识相联系的。换句话说，当代审美文化理论之“突破边界”或“取消边界”，实际上改换了一般经典意义上的美学对问题的把握方式，提出了对理论建构的一种新的意识要求。 在经典美学范围内，对象之为“审美的”判断对象，其前提是具有经验把握或“对象化”地经验的可能性；对象之为“美”或“不美”，也必定是经验的结果。倘若从这样一种“美学的”理论意识出发来理解当代审美文化理论，那么，它便似乎只是美学的扩张，其最终同社会学美学、心理学美学、技术美学等等一样，不过是美学的分支而非突破经典美学边界的新型理论活动和理论建构。而事实上，以这种经典型态的美学理论意识来寻求当代审美文化理论的建构，将很难完满地回答这样几个问题：（1）当代审美文化理论的对象，究竟是那个一般经验意义上的个体感性及感性活动的审美形式，抑或是在更加广泛、普遍的领域中所进行的由个体指向群体并最终引导个体全部文化／历史活动的现实实践形式？（2）人“活着”，因而升华出审美的需要和审美的活动。但是，“活着”的人不仅要求获得个体感性的审美满足，而且更深刻地追求自身在整体文化建构过程中的理想性价值的实现。这样，在人的感性的审美需要、审美活动与人的全面实践形式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当代型态又是什么？（3）在“美”或“不美”的边界变得如此可疑和动摇的今天，经验的“审美”判断何以能够继续保持其在现实中的合法性？如果说，“审美”的诗意之境是人的安身立命、终极关怀，它又如何可能照临人的当下现实的文化建构？可以认为，这些问题需要有一种新的理论及其理论意识来加以把握。 于是，全部问题便又回到了这一点上：我们如何确定当代审美文化理论自身的主导性意识？在此，作为一种探讨性的尝试，我以为，我们可以从“批评的观念”上来把握这种主导性理论意识；当代审美文化理论的主导性意识，就归结为这样一种“批评的观念”。 理由有三： 第一，如前面所指出的，作为已经进入并展开在一个具体而普遍的人类历史／文化进程中的“当代性现象”，当代审美文化乃是“审美的文化活动”或“文化中的审美实践”。这就表明，任何一种当代审美文化现象，都已不再是纯粹经验的感性事实；它总是具体地生成于当代人以特定价值理性为根本的全部现实活动中，具体展现着人在文化层面上的生存利益和生存方式，展现着人对自身历史的当代性要求。也就是说，当代审美文化现象及其生成过程，从一开始就隐喻了当代人的历史／文化精神。因此，有关当代审美文化的考察和研究，在突破既定学科、包括美学的有限性的同时，必须能够积极地介入当代历史／文化的实践进程，介入当代人的现实生存领域，从而实现当代审美文化理论之于各种“当代性现象”的有效揭示。而“批评的观念”则恰好从理论意识层面上为当代审美文化理论提供了这种“介入”的可能性：由于“批评的观念”是一种Consciousness，一种指向理论本身精神内核的主导性意识规范，它不同于一般描述性的评论(critique)，而主要是一种针对“当代性现象”本身的建设性批评(constructive criticism)。因此，它一方面将一种解构特性直接带入了当代审美文化理论的具体批评过程，通过暴露现象间的复杂关系和现象本身的内在隐喻，使当代审美文化理论的“批评”成为有着特殊、鲜明的具体针对性的现实理性；另一方面，“批评的观念”之解构特性又不是一种单纯破坏性力量，而是凸现了一种对于当代文化价值、当代历史精神的重建意识，即在解构中重建、在批评中建设。因而，“批评的观念”之为一种意识，总是这样或那样地表明了某种对于当代历史／文化进程、当代人生存现实的基本态度，提示着某种完善性建设的方向；其基本的出发点总是离不开各种“当代性现象”存在。也因此，在“批评的观念”主导下，当代审美文化理论之于当代历史／文化实践、当代人生存现实的“介入”，本质上便具有了为当代社会、当代人提供文化策略的意义。而这一点，正是“介入”的实质所在。于是，强调“批评的观念”，以“批评的观念”作为当代审美文化理论的主导性意识，其实也就是强调了当代审美文化理论之解构与重建相一致的内在建设本性，强调了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从“当代性现象”本身出发的策略性和设计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