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纪末审美文化的危机 当二十世纪末期到来之时，中国的审美文化正在发生某种巨变。世纪中期以来称雄文坛艺苑的艺术观念、审美理想、欣赏趣味已大规模移位，现实无可避讳。 世纪末中国审美文化最基本的事实是什么呢？倘以1993年作为最近的定格，可以看出，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一种追求感官刺激、沉沦于颓废虚无的、抵制崇高而自甘平庸的情绪笼罩了审美文化领域，王朔作品的篇名《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成了这一状态的绝妙写照。 这种世纪末状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性文化的泛滥已成为近年的文化奇观。尽管国家从来也没有公开为性文化发放通行证，而且不时有所禁止，但十几年来的总趋势却是愈禁愈烈。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仅在市民文化圈中到处充斥着标有“性”字样的东西，就是文人文化也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贾平凹的《废都》恰如其份地成了文人文化色情化的标志。同属“陕军东征”的《白鹿原》，也不免在女主人公的文化抗争中，尽情地以肉体为武器，在极富挑逗性的场面中完成一出悲剧。 其次，审美文化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引导国民精神前进、塑造人类灵魂这一制高点上往后撤，成为平庸无聊以至胡作非为的人生观的载体。在市民文化中，从香港录像到王朔小说，一种平庸无聊而匪气十足的生活模式既成为小市民直观自身、证实自身的对象，也成为诱导大众消解社会所必需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的一盏灯火。 再次，拜金主义即成为审美文化的重大主题，也成为审美文化生产的重要机制。金钱简化了对文化人及准文化人的动机的描述，金钱也改变了审美文化的形象内涵。性文化的泛滥就是以追逐利润为动力的。影视作品中的频频脱衣镜头和肆无忌惮的床上镜头，说到底不过是在金钱与尊严之间作出的抉择。只要给钱，人的尊严、爱情、贞洁都是可以舍弃的。 面对这种世纪末的文化状态，学者们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揭示了其严重性：有的认为当今中国四处充斥着文化垃圾，人文精神已经枯竭，以至不可能有更坏的情况了；有的称当今的审美文化危机不但标志着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有的称九十年代是中国审美文化的大溃败，是八十年代文化启蒙的一次悲剧性消解，是一次文化的反启蒙，等等。这表明，在标准的学者文化圈内，对世纪末审美文化的危机性质的判断，已达成基本共识。 这里有两点必须加以说明：第一，当我们把1993年定格作为审美文化危机看待时，并不是说这一年中的文化艺术产品都是危机的产物，仍然有不少作家、艺术家创作并出版、演出了许多高品位的作品，真正的高雅艺术依然存活，危机只是就那些现象的集中性、强烈性、公开性程度而言的；第二，1993年的定格之所以被看作是世纪末危机的标志，乃是由于它达到了审美文化消极性的最高点。每一个客观公正的人都看得出，自七十年代末期至今，中国审美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不少曲折（如1981年批评电影剧本《苦恋》、1983年反对精神污染、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下半年开始的“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每一次都使消极性因素有所收敛，但总的态势却是螺旋式上升，终于在1993年达到相对顶点。 二 审美文化中的主体分化 任何危机的出现都意味着某一系统的稳态发生了失衡，站在当下这一立足点上，我们可以发现审美文化主体的分化导致了文化稳态的失衡。这一分化的基本格局是：原来大一统的文化模式分化为三大板块，即代表党和政府意志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代表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意志及审美要求的文人文化，代表一般市民意志的市民文化。 为什么说审美文化主体的分化导致了稳态的失衡呢？因为，这种分化不只是操作者角色的转换，而且还由此形成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分化与冲突，这可以通过对三大板块逐一分析而得知，下面分别述之： 其一，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的相对消退。 当代中国的审美文化的主导力量，很长时期内是由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独自承担的。进入新时期以后，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化上开始相对消退，一曰积极消退，一曰消极消退。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前者是指“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①。这体现了对审美特殊性的尊重。后者是指，对审美文化领域中的各种反常、无序现象“处置无力，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②，这是主流意识形态对自身应有机能的削弱，导致了文化混乱的加剧。 从理论上说，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主流意识形态从来也没有宣布放弃自己的文化规范责任，但在文化主导角色双重消退的作用下，它已经不再直接成为审美文化的全部内容了。尽管它仍然可以按照自己的美学要求组织某些艺术品的创作（如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也可以不时发挥文化规范作用（如反资产阶级自己化、扫黄），但它已不可能十分有效地规范所有文化艺术品的生产了，而且任何规范的企图都会受到公开的责难。 当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事实上的消退时，文化不会长时期地出现真空状态，必然会有新的力量填充进去，而这种填充是很难自发保持平衡的，失衡不可避免。 其二，文人文化的崛起和失落。 从结构来说，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的阶层，他们在实际上总是归属于一定的阶级和政治集团的。因此，在无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统一文化领域时，进步的知识分子所创造的审美文化与主流文化是合一的。 但是，从文化渊源来说，文人文化与一定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并非总是合一的。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说法，从事国家机器操作的人们与制造舆论观念的人们之间，是会有差异和对立的。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激发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刻自省（即对教条主义的摒弃和取消审美文化方面的行政命令），则导致了知识分子的反思意识、怀疑意识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文人文化填充了主流意识形态消退的文化真空。不管性质如何，文人文化当时毕竟有能力制造一个又一个的文化热点，独自扬起了走向21世纪的风帆，此乃其黄金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