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美是难的”。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在探讨审美活动的奥秘时所一再陷入的困境，使得我们对柏拉图的这个结论有了足够清醒的认识。但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也正是这种情形使美学研究成了思辩领域的金苹果，诱惑着一代又一代学人为探寻审美之谜而殚精竭虑，让经历了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两度繁荣的我国美学界，如今又在商业文化的大围剿中艰难地重振旗鼓。 这种艰难首先来自于时代的人文气息的淡薄。我国民族心理中蛰伏了许多世纪的对“利”的迷恋，眼下终于开始大面积释放。很难想象，在一种对酒水之乐趋之若鹜的时代氛围里，美学研究能够重现昔日的辉煌。但将我国美学事业的不尽人意如此这般地归咎于时代显然并不解决问题。事实告诉我们，在美学家们悲叹生不逢世时，似乎也有必要检点一番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的勤奋固然已经成功地用各种各样的高头讲章和长篇巨作，堆砌出了一个学术的黄土高原，但在我们对它的体积的蔚然壮观聊以自慰时，仍不能不对它的体系的脆弱感到悲哀。我们的智商固然已经大批量地造就了各路学林杀手，他们在本土屡战屡胜的成绩并未能如愿以偿地使之在历史册页中幸免于落荒而走的命运。 事实已经证明，我们已拥有的许多“成果”，其实是一种成年人的撒娇。所以，在寂寞已久的学术园地真诚地祈祷着再次复兴我国的美学研究之际，当新一轮的学术探讨即将鸣锣开张粉墨登场的时候，有必要正视这么一个事实：当务之急并不是匆促出场去重温旧梦，而是平心静气地对以往的理论研究作一次全面的学术清理。这种治理整顿的结果无疑将会使我们认识到，在我们人多势众的美学阵营里，能够破门得分的前锋固然廖廖无几，但更为缺乏的是为这种得分创造良好条件的清道夫。临门一脚的疲软反映出来的，乃是中场组织的混乱。对那些真实的研究命题的含意不甚了了，对前贤后杰的学术发现缺乏认识，既不具有明确的思维方向，又不遵守起码的学术规则，这便是我国美学界长期以来虽然一直尘土飞扬，但却总是裹足不进的症结所在，使得我们的美学研究迄今仍处于一种农民起义的格局。 不彻底结束这种局面就不会有我国美学研究的真正未来，这应该成为我国学人的一种共识。虽然理论探讨总是难以避免作出某种结论，也需要结论，但不能否认，学会正确地提出问题，善于有效地选择方法，这对于良好地完成思辩的使命总是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2 围绕美学问题的一个问题是本体论美学的位置。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国美学界追随世界美学新格局。一直回避对“美的本质”作出自己的把握，大多是拥挤审美心理领域瓜分田地。这种现象一方面起因于人们对那些拙劣的康德与黑格尔的仿效者热衷于搬弄概念的积木来拼凑观念迷宫的行为的厌倦；另一方面也是对美的确定性的怀疑和畏惧。毛姆的这番话可以作为一种代表：“美是顺随一个个特定世代的需要的，要想在我们认为美的东西里面探索绝对的美的性质是枉费工夫”。①情形的确令人沮丧，历经了几千年的美学论争，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到尼采、叔本华，关于美的定义何止成百上千，然而似乎没有一种对美的本质的解释能够有效地包打天下，替我们释解关于美的种种困惑。感到失望感到被耍弄了的当代学人，于是开始了各自的战略转移，在看似理直气壮的“谁见过‘美’的本体”的诘问中，本体论美学成了被嘲笑的对象，落入了被遗弃的命运。 但事实是，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从主体方面讲，对象的本质的探讨反映出人们彻底掌握事物奥秘的愿望。在美学领域这种愿望最早萌生于柏拉图时代对“美本身”的寻找，膨胀于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各类审美哲学的繁荣兴旺之中。虽然本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这类哲学美学的相继衰落，以往那般大张旗鼓的对美的本质的研讨已逐渐偃旗息鼓，但对这一命题的关心仍或隐或显地取道于“美是什么”的困惑，竖立于美学殿堂的入口处，缠绕着每一位期待着能够在此登堂入室的朝拜者。而从客体方面讲，“本质这一名称所表示的就是对象是什么，通过这一名称使对象成为被规定的事物。”②每一个“存在着”的事物都拥有这种规定性，这便使本体论的把握具有其可能性与必要性，事实也正是如此；正如宇宙“本体”的不可见性并没妨碍科学家们对其内在规定性作出探讨，在古往今来的美学思辨中，无论我们运用什么手段介入，依托什么学说来建构，都包含着对“美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的不同形式的承诺。对美感的心理过程的描述与显影，不应该也不可能被作为对这种承诺作为逃避的借口，对美的时代变动性的正视同样不能被那些思想懒汉作为急功近利地沽名钓誉的理由。 基于上述认识，我呼吁新一轮美学研究回归本体论立场，在学人们各自搭起理论脚手架时，对“什么是美”这一古老话题给出新的解释。应该看到知识是累积起来的，历史总是在继往开来。已经被时代所淘汰了的并不是这种“本体论”思考，而是那种云遮雾罩的思考方式。当然，这种本体论审视具体地仍将落实于诸如美与价值、美与欲念、美与功利、美与丑等等这样一些具体命题上。不难注意到：在现在流行的美学话语里，对本体论的回避常常是与对价值论的“超越”同步进行的，取而代之的是对科学的顶礼膜拜。但事实是，现代科学在认识论上对人类的妄自尊大的态度的消解，并不意味着人类有必要故作姿态地妄自菲薄。人类作为一种拥有非生物指令性的创造性生命现象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其存在本身永远不可能脱离“价值”范畴。而对美与“自由”的联盟关系的确认，则进一步意味着美学研究无法绕过对美与价值之关系的考虑，因为“自由”无疑是一种价值判断。但困惑也随之而出现了。由于对“自由”缺乏一种深入准确的把握，使我们的美学思辩迷失于一片语词的游戏场，陶醉于驾驶自由碰碰车的结果是对于问题的实质一无所获。新一轮美学研究要想真正有所作为，首先就必须步出由来已久的那种关于自由的高谈阔论。关于这个命题，眼下需要回答的并不是对美与自由关系的一般性确认，而是分析其真正的实质性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