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新时期文学艺术发生了剧烈的震荡，总体格局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曾经备受青睐的高雅文艺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期显得不那么景气，乃至出现危机。通俗文艺崭露头角，大出风头，势头正旺。面对文艺领域的这一新景观，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一度不无疑虑，或保持缄默，或惊慌失措。自九十年代以来则逐渐摆脱尴尬处境，开始正视现实，承认这种客观存在的新变化、新格局。一些研究者冷静地探究其原因，总结其得失，对八十年代中期异军突起的中国当代通俗文艺的内涵、背景、美学特征，作出比较深入的审视和剖析，并结合倡导和支持高雅文艺，进行专题性的比照研究。 一、当代通俗文艺的内涵和产生背景 我国当代通俗文艺是指八十年代以来，通过印刷、银屏、磁带、录相等大众传媒，大量创作和批量制作的，适合大众心理需求、文化水平、欣赏能力的各种文学艺术制品，包括畅销书、通俗电影和电视剧、通俗录音和录像带、MTV、流行歌舞、小品相声、卡拉OK、文艺茶座等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入人心，给文化艺术界增添了活水，带来了蓬勃生机。一方面，人们面对历史和现状，作出认真的再思考和相应的审美观照，先后涌现一大批被冠之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以及音乐、电影、戏剧等各种样式的优秀作品和好作品；另一方面，人们随着对文艺领域“左”的路线和政策的厌恶、否定，对文艺的正名、文艺功能的拓展，以及随着现代生活节奏加快，新旧体制新旧观念的猛烈冲撞，迫切需要通过文艺样式抚慰、宽松长期以来被压抑被扭曲的心灵，宣泄情绪，消除疲劳，获得审美的、娱乐的快感，也在各种艺术门类创作了不少消费性较强的通俗作品。八十年代头几年，已初步呈现多元并存的态势。当时有的研究者尝试将作品分为三类：“教化型”的社会文艺；“实验型”的纯文艺；“宣泄性”的通俗文艺。有的则称之为“主流文艺”、“美文艺”和“俗文艺”。其中前两类内在联系更密切些，共同点更多，因此在以后的进程中，一般统称为“高雅文艺”、“严肃文艺”，与“通俗文艺”、“大众文艺”并列为两大范畴。但总体上看，那时通俗文艺尚未形成大气候，并没有引起普遍关注。 至八十年代中期，即1985年左右，在改革开放加快步伐加大力度的大背景下，雅俗两种文艺作出了结构性大调整。通俗文艺得天独厚地奇迹般地大发展。这一突变的直接摧化因素是，其一，港台通俗文艺渗透、发难，如琼瑶言情小说，金庸、梁羽生武侠小说，武打和爱情题材的影片和电视连续剧，邓丽君等流行歌曲磁带蜂涌而至；其二，西方国家、日本、新加坡等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通俗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大开中国人眼界，引起他们好奇和兴趣。在这两股劲风的吹拂下，大陆文艺工作者模仿、学习，推波助澜，一大批通俗文艺作品占据书亭、邮局、车站、码头，流行音乐、通俗电视连续剧等迅速进入寻常百姓家。歌星、影视明星、笑星、通俗作品出版商、经纪人应运而生，还引发了《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王朔现象”等诸多热点；与此同时，高雅文艺开始被相当一批读者、观众所冷落。当年传为佳话的的《伤痕》热、《班主任》热，一度人人争说乔厂长、陆文婷的社会氛围，演出《于无声处》、《报春花》、《救救她》话剧时的轰动效应，不复存在了。从事严肃文艺创作的作家、艺术家，感叹出书难演出难，有些人则悄悄加入了通俗文艺的创作队伍。 二、当代通俗文艺的审美特征 应当指出，以往人们对待通俗文艺的态度不无偏颇。或视其为“不入文坛正宗”的“低层次”文艺，或因其部分作品观念落伍而笼统斥之为“陈腐”，因其部分作品有不健康描写而一概贬之曰“黄色”，自觉不自觉地将通俗文艺混同于“庸俗文艺”。有的评论者认为，通俗文艺受众面广是由于十年浩劫贻误了几代人的文化艺术素养，与受众特别是青年受众饥不择食有关。这不失为一种解释，但并没有道出全部原因。至于他们由此预言，通俗文艺热只是一种暂时的不正常现象，随着读者、观众审美水准的提高必然消退，则不那么确切，也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那么，如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形成、发展于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当代通俗文艺、通俗文化热呢？不少批评家认为，对这股潮流的评价需有新的参照座标和视角。“文学理论要发展，基本前提是不断关注和研究新的文艺现象。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关系就是文艺新格局提出的新问题之一。”①从通俗文艺冲击高雅文艺的现状来看，它可能对高雅文艺产生暂时的不利的影响，一段时间，基至可能出现高雅艺术、民族艺术的滑坡，一些文化市场腐败现象的滋生。但这并非通俗文艺本身必然的产物。从长远来看，健康有益的通俗文艺正是使高雅文艺灌注新质、面貌一新的种动力。有的研究者更多地着眼于“现代意义”的积极层面，认为崛起于八、九十年代的我国通俗文艺“受着世界性的现代大众文化潮的浸润和冲击，已逐渐脱却了它的古典形态，开始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新的大众文艺”②。具体地说，当代通俗文艺的审美属性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1、题材的类型化和传奇性 就叙事类通俗文艺的基本母题而言，“主要是表现正义、力量和刚性的‘侠’和表现情爱、缠绵和柔性的‘情’。”③前一类中的武侠作品，被有的批评家称之为“‘力量型’通俗文艺”，侦探作品被称之为“‘好奇型’通俗文艺”，往往是人们尤其是男性公民“英雄情结”的宣泄；后一类一般指言情作品，被有的批评家称之为“青春型”、“梦幻型”通俗文艺，更多地满足人们爱情、友情方面的抒发交流，尤其是女性公民的审美期待。 通俗文艺的创作者比较偏爱选择富有浪漫、传奇色彩的素材，擅长谱写表现理论、爱情、人生悲欢的插曲，巧设悬念，讲究包装，让人物的曲折命运按“情”的轴心转动，藉以唤醒读者、观众的人生体验。故事模式化，人物性格类型化，但观赏性强。 2、商品性 文学艺术的商品性是新时期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的一个新课题。真正引发人们对这一属性思考的是通俗文艺的崛起。“从根本上讲，它导源于文化产品自身所包含的一个矛盾──它即是商品，又不是商品，这就是所谓文化的二重性。”④文化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它是一种精神产品，受意识形态和审美规律制约；但作为精神活动的物化形态，需要在生产、流通、消费中体现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它又成了商品，受市场规律制约。“文化的二重性”无论对高雅文艺和通俗文艺都是适用的。区别在于两种属性所占有比例不等。高雅文艺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占有主导地位，商品属性在过去计划经济模式和行政调控的体制下，不太明显，因而没有引起重视。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通俗文艺，商品属性占有的比重就高得多，有时甚至超过非商品属性。比如，适应欣赏者的“从众心理”、“接受倾斜”，通俗文艺作品利用现代传媒的“扩散性规律”，可以大量复制。特别是流行音乐磁带的批量生产，一度在音乐市场独领风骚，令高雅音乐瞠目以对；通俗电视连续剧在全国各省市多种频道反复播放，使电影以“大哥大”身份雄踞文化市场的局面去而难返。随着现阶段中国特有的消费文化样式──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的普及，文化消费观念的时兴，具有“消费文化”色彩的通俗文艺已成为难以逆转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大众消费文化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