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是我国学术界比较熟悉的一位当代西方思想家，近几年来，国内学者评述哈氏哲学、社会学理论的书籍、文章时有发表，但专门介绍他美学思想的还为数很少。事实上，哈贝马斯对艺术理论也有过大量的论述，而且在西方学术界颇具影响。著名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在《美学意识形态》一书里就专立章节，讨论哈氏美学思想。本文仅就哈贝马斯有关审美判断标准的论述做一介绍。 总地来看，哈贝马斯的美学思想是在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争辩中形成的。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反对建立任何评判的标准，在他们看来，这种“现代的”（相对于“后现代的”）意识已经过时，利奥塔德在给后现代主义下定义时这样说： 我用现代这一术语来称谓所有依靠元话语将自身合法化的科学，这些科学公开求助于某种终极的叙述，如精神辩证法、意义诠释学、理性主体或劳动主体的解放，或者财富的创造。……说得最简单，我把后现代定义为对这些元叙述的不信任。……与元叙述性质的合法化机制的淘汰相对应的是过去依赖于它的形而上哲学和大学机构的危机。这一叙述功能正在丧失它的功能项、它的伟大英雄、它的惊险、它的远航、它的伟大宗旨。它正在被分散到规定性的、描述性的或者其他类型的话语之中。在每一块云片里，被传送的是它独有的实际结合价。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许多类似的交叉点上。然而，我们不一定建立稳定的语言组合，而我们真的建立起来的语言组合的属性又不一定可以交流。①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后现代意识中，我们不再可能以上帝的眼光审视世界（上帝已经被尼采宣判了死刑）。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彼此不同的生活环境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理区域、不同的人种和民族、不同的性别和阶级，等等。局部的生活经历限制了我们的视角，使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更没有资格去评判别人对他们的世界的特殊解释。任何评判话语都只是一种解释，它们只能从各自独特的叙述角度获得其合理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由此得出结论：面对话语的多元状态，我们可以采取的唯一立场是视点主义(perspectivism)，即承认人们所做的一切解释，并接受它们在特定理论框架中的合理性。 毋庸否认，后现代理论指出了传统美学中有关艺术价值判断的一个矛盾。现代话语(discourse of modernity)一方面坚持艺术的本质和规律独立于作品而存在，但另一方面又承认批评家都摆脱不了他们所处时代、所在阶级以及当时知识水平的限制，因而不可能对某部作品的美学价值做出客观的判断，同一部作品在这一文化氛围中可能名不见经传，但在另一文化氛围中却很受重视，反过来也是这样。美国小说家杰克·伦敦的遭遇就是批评相对性的一个很好例证，英、美人撰写美国文学通史时很少提到他的作品，但在苏联和中国学者前不久所写的美国文学史中，该作家仍然占据着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在不依赖一个万能主体的情况下沟通主观的批评和客观的价值？从这个含义上讲，后现代主义向传统美学理论提出了一个挑战。 哈贝马斯关注的正是这一问题。跟他的论故一样，他也看出现代美学话语中隐含着对万能主体的依赖。传统的理论通常将艺术特征的本体存在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并以此作为衡量批评主体意识是否客观的标准。在这样的模式里，客观性带有宗教教条的色彩，因为我们赖以鉴别艺术判断的标准是永运不可企及的。但是，哈贝马斯反对因为全能全知的主体的消失而走向虚无主义。他认为，从人的角度去探讨艺术价值的判断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批评的客观标准，而是应该把它建立在一个新的哲学基础之上，我们应该： 不以客观世界的本体存在为前提，而是把它当作一个问题，去探讨某个社团的全体成员如何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只有当该社团的成员的观点一致时，这个世界才具有客观性。对世界有一个抽象的概念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相互交流的成员们可以就所发生的事情及其影响达成理解。他们通过这种交际实践来保证一个共同的生活联系；这一生活世界依赖于人们对外界的所有的解释，是成员们赖以交际的背景知识。②哈贝马斯在这里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生活世界”(lifeworld)和“交际实践”(communicative praxis)。不同于传统美学话语中“艺术本质的客观存在”，生活世界是社团成员为了交流方便而建立起来的。无论它以政治、宗教、艺术评论还是其他文化形式的面目出现，这一背景知识的作用是为人们提供大量潜意识的信念，社团成员以此作为协商共同情境之定义的基础。当然，生活世界中与某一情境相关的特定内容有时会遭到质疑，但任何意见分歧都必须先有一个共同认可的知识背景，因为只有将某句话或某部作品与我们的共同信念做一对照，我们才能判断它是否客观、是否合理。这不等于说客观的判断就一定与“真实”存在相符合，幻觉、偏见、虚构也可以是“真的”，只要它们是为整个社团所接受的观察和表现外部世界的特殊方式。 哈贝马斯在上面那段引言中提出的第二个概念是交际实践。在他看来，传统艺术评论的哲学框架仍然是存在本体论，因此它无法沟通客观价值和认识主体，作家也好，批评家也好，谁也不能以终极权威的资格宣称自己的判断与客观存在完全相符，永远相符。哈贝马斯把这一困境归结于人们对实践这一概念的狭义理解。在解释人类意识的起源时，哲学家们一般都把劳动和语言行为看成是先后发生的活动。劳动完善了早期人类的感觉器官并使其脑髓进一步发展，从而促进了思维的形成；语言则为思维的活动提供了物质外壳，后者只是因为交流的需要被后加上去的。这种解释在哈贝马斯看来是不可接受的。他认为，现代话语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区分，是因为它把人类理智的发展看成是单个主体面对外部世界的结果。而皮亚杰的大量心理学实验结果表明，在儿童的智力发展过程中，他们一方面将外部世界分门别类，另一方面又将社会世界的人际关系纳入一定的规范，而且，这两个世界的建构是同时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