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对中国古代丑学思想进行了简略的论述。从我国古代“丑”的界说和先秦哲学入手，探索我国古代丑学思想的渊源；着重论述了我国古代丑学思想的以丑为丑、以美为丑和以丑为美三个主要方面的内容。 关键词 中国 丑学 以丑为丑 以美为丑 以丑为美 丑学思想是我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大量地存在于古人的艺术创作和对艺术的评论之中，有着相当丰富而深刻的内容。但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对它的研究工作还做得很少，只有过极有限的材料整理和断想式的论述。这既是我国古典美学研究的一个缺陷，也是导致我国当代对丑的认识肤浅和狭隘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全面、深入地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丑学思想就既极有意义，也极为迫切。 一、中国古代丑学思想的渊源 按照蒋孔阳先生的分析，在原始时代，由于人类占支配地位的思维意识是宗教意识，人类作为主体还没有获得独立性，以至主、客体混淆不分，人和动物混杂在一起，一切模糊、混乱，既充满了恐怖感，又充满了神秘感和神圣感。在这种情况下，美丑之间就缺乏一条明确的界线，从而美丑混淆，美丑不分。只是随着人的本质力量开始获得独立自主性，人类的美丑意识才开始产生和形成。①我们认为，这样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那么，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里，丑的最初含义是什么呢？这个含义又是怎样演变和发展的呢？许慎《说文解字》（鬼部）云：“丑（醜）可恶也，从鬼，酉声。”段玉裁注解说：“非真鬼也”，“以可恶，故从鬼”。据此我们大体可以肯定，“丑”也是“可恶”的意思，这是与作为其义部的“鬼”字含意与性质相关的。而鬼之可恶，自然是与其形貌的狰狞可怖有关。《说文》（亚部）又云：“亚（恶），丑也，象人局背之形。”“局背”，是指因患某种疾病而导致躯体佝偻。从古人对“丑”和“亚（恶）”的理解，可以看出他们对生理上的畸形和不协调的反感。这一点，又反映了古人最初注重从外表界定丑的观念。此外，古人还把丑跟生命的受害或受阻联系起来。比如，《说文》解“鬼”曰：“阴气贼害”，曰：“人既归”。也就是说，在古人的观念里，鬼之可恶不仅是由于它面目可憎，还由于它是人被阴气贼害而产生的一种现象，是人死后灵魂之归宿。又如，古人认为，“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荀子·正名》）；“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把死跟可恶紧紧地联系起来。古人最初的美的意识，从相反的方面反映了他们的上述观念。在迄今为止对“美”字所进行的几种较为常见的结构分析中，无论是羊大为美说，羊人为美说，抑或是象人头戴羽饰说，②都体现了人的人本人贵思想，折射出他们关注和肯定人的生命的强烈意识。由此，我们又可推知，在古人最初的意识里，凡是在本质上对人的生命和生命活动有所否定的事物都是丑的。③随着古代人们对自然界接触的广泛和对社会生活认识的深入，他们渐渐发现可恶的事物并不止于上述两类，于是“丑”的含义进一步扩展开来，凡是人们畏惧、嫌憎、忌讳的对象，都用“丑”来表达。④因此，丑的两个最初的意义也就分别演变为：一是形式拙劣，如矮小、皱曲、粗糙、枯槁、污浊、不匀称、不流畅等等；二是本质上的丑则可能给社会带来深刻的危害，如暴虐、恶毒、贪婪、虚伪、不道德等等。形式丑仅仅导致感官的不悦，而本质上的丑则可能给社会带来深刻的危害，如残暴、不道德行为就是这样。与此同时，古人还渐渐认识到，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其形式与其本质并不总是统一的，即它们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有可能相对地分离，成为相互独立的因素。比如，有些事物有美的形式未必有美的本质，有美的本质也未必有美的形式。这实际已表明了古人对形式与本质、丑与美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尤其是对形式与本质的对立关系和丑与美的转化关系的深刻认识。如“西子蒙不洁，则有掩鼻而过之”（《孟子·离娄下》），说的是美会转化为丑；“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同上），说的则是丑可以转化为美。这种认识固然是来源于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同时也是与先秦时期已经发展起来的辩证法思想相一致的。 我国古代关于丑与美的对立统一关系的认识是不断地走向明确的。到了先秦诸子，这种认识已得到十分明晰的阐述。儒家从伦理学的观念出发，强调善的本质，以善为美，以恶为丑，而形式的好坏相对是次要的。孔子所说的“《关睢》乐而不淫”（《论语·八佾》，以下只注篇名），“《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是他对善的内容的津津乐道，也流露了对恶的反对态度。“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也”（《阳货》），说明对家国社会是否有利是他考虑问题的根本点。“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同上）；“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则是他对失去善的内容而流于形式化的礼乐的公开不满。他甚至主张对丑恶的事物进行批评。“兴、观、群、怨”（《阳货》）说的“怨”即包含了这一点。也正是孔子的这些表述奠定了儒家以善为美、以恶为丑的思想的基础。这一思想经由孟子的“充实谓之美”和荀子的“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等观点而进一步发展。道家则从“道”的哲学观点出发，强调本质的真实自然，反对矫饰虚伪，道家认为，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是一种最高的美，而它的特点是真实无伪，自然无为。于是真与自然就成了一种宝贵的品质，因为事物只有具备这种品质才是合“道”的，才能通向“道”和“大美”。所以，道家总是极力反对那些人为的、经过雕饰的事物，主张返朴归真。在他们看来，文明社会里的种种礼乐制度、伎巧器具，都是违道失真的东西，非但无益，反而有害；虽有美的形式，却无美的实质。他们认为那些看似不美、乃至很丑的事物才是没有矫饰、十分自然的东西，因而是很美的。这也就是“大巧若拙”的思想。庄子在自己的文章中曾塑造了一大批外貌丑陋、肢体残缺的人物形象，如支离疏、兀者王骀、哀骀它，等等。他认为这些丑者“以死生为寤寐，以形骸为逆旅”⑤，甚至是“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疣溃痛”（《庄子·知北游》），其精神完全摆脱了世俗美的诱惑和形骸的束缚，故能生活自得，充满活力。老子在他的文章中，则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昏昏”、“闷闷”、“顽且鄙”的傻子形象，盖亦出于他们那“大智若愚”、“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庄子·德充符》）的思想。此外，墨法两家从实用主义观点出发，强调实用的本质，认为有用则美，反之为丑，适用与否成为美丑转化的前提，而不管其表面形式如何。由于他们的这种审美观点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在美学史上也曾被某些人（如北齐的刘昼）所沿袭，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