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适与物观:袁宏道的审美人生观

作 者:
肖鹰 

作者简介:
肖鹰,清华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084 肖鹰,男,四川威远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美学、当代文化。

原文出处: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晚明文学家袁宏道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概括讲是两大主张,一是“独抒性灵”,一是“闲适人生”。前者是一文学主张,后者是一人生态度。本文在中国文人精神的历史沿革中解析袁宏道的“闲适人生”,指出其意义有二:一则是沿袭了发源自庄子的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以闲求适”、“以无所可用为用”的消极隐逸精神;二则是在晚明张扬自我、肯定感性的世俗文化背景上,开辟了物我直观交融的感性审美视野。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4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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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4)02-0117-06

       一、“闲适人生”的精神溯源

       袁宏道的一生,仅有43载春秋。他少年聪慧,擅长诗文,24岁(1592)中进士,27岁(1595)谒选为吴县(今苏州)知县。他自27岁始,到他43岁病逝,三度出任朝廷命官,三度辞官,做官的累积年限不超过7年。他三度做官,都做得很好。袁宏道在吴县为官一年余,即令吴县大治,展示了难得的治理才能,时任首辅申时行称赞他说“二百年来无此令矣”;他深得民心拥戴,辞官将离吴县时,吴县百姓闻知他因庶祖母詹姑病危辞官,“吴民闻其去,骇叫狂走,凡有神佛处皆悬幡点灯建醮,乞减吴民百万人之算,为詹姑延十年寿。以留仁明父母。其得人心如此”[1]。但他的人生志趣,实在不在于做官。他说:“世间第一等便宜事,真无过闲适者。白、苏言之,兄嗜之,弟行之,皆奇人也。”[2]这是他在《识伯修遗墨后》一文中所说的话,可视作是他倡导闲适人生的口号。撰此文时,1604年,袁宗道已去世四年,袁宏道在公安柳浪乡居亦四年。

       “闲适”的精神宗师,当上推到庄子。庄子说:“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庄子·逍遥游》)“逍遥无为”“无所可用”,这就是闲适精神的要义。但庄子并没有用“闲适”一词,白居易大概是后世文人中首倡“闲适”者。他在《与元九书》中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闲适诗”即其中一类。他说:

       仆数月来检讨囊袠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芙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3]。

       白居易在这里对“闲适诗”的定义,实际上也是对“闲适”本身的定义。“退公独处”“移病闲居”,是就“闲适”的境况而言——“闲”;“知足保和,吟玩情性”,是指出了“闲适”的精神意态——“适”。若要达成“闲适”,就境遇而言,须是“闲”;就精神而言,须是“适”。白氏还指出了“闲适”的审美风格:“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同上)“思淡而词迂”,即指“闲适”是以吟赏玩味为主旨的,因此,用思轻淡,词调舒缓。

       白居易主张闲适,自谓是以古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为导向。他说:“仆虽不肖,当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终始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意也。”[4]白氏以美刺干政的“讽喻诗”为“兼济之志”,以吟玩情性的“闲适诗”为“独善之意”,他将“闲适”的“个人”取向揭示得非常清楚。他写《与元九书》正值被贬官江州(今九江),做闲官“司马”,实属“寂兮寥兮,奉身而退”的“穷时”。他以“知足保和,吟玩情性”为“适”,自然是“独善之意”。苏东坡引白居易为先朝同道,他为官一生,屡遭贬放,晚年被贬黄州,作诗推崇白居易说:“微生偶脱风波地,晚岁犹存铁石心。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在诗末他还自述说:“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轼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此翁晚节闲适之乐焉?”[5]

       袁宏道倡导闲适人生,以白居易、苏东坡为旗帜。袁宏道与白、苏略有差异的是,他不是在被贬处闲的境遇,即“穷”中,而是在初获授官的新官任上,即“达”时求闲适。袁宏道1595年,即中进士后四年,才得选授吴江(今苏州)县令一职。然而,正是这位勤政亲民的袁宏道县令,一方面励精图治,政绩斐然,把官做得上下都认可,另一方面却不断写辞职书,上任不到两年,连续上书七封请辞书,上峰无奈,只好准辞。他在任上,反复修书亲友,倾述为官的苦衷。在1595年的书信《龚惟长先生》中,袁宏道说:

       “无官一身轻”,斯语诚然。甥自领吴令来,如披千重铁甲,不知县官之束缚人,何以如此。不离烦恼而证解脱,此乃古先生诳语。甥宦味真觉无十分之一,人生几日耳,而以没来由之苦,易吾无穷之乐哉!计欲来岁乞休,割断藕丝,作世间大自在人,无论知县不作,即教官亦不愿作矣。实境实情,尊人前何敢以套语相诳。直是烦苦无聊,觉乌纱可厌恶之甚,不得不从此一途耳。不知尊何以救我?[6]

       正是在这为官的“如披千重铁甲”的大束缚中,袁宏道生起追求闲适、做“大自在人”的志意。

       在1595年致徐汉明的信中,袁宏道把“学道之人”分为四种(玩世者,出世者,谐世者,适世者),他最认同向往的是“适世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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