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遥远的类人猿世界到想象中的电子人社会，人类文明的舞台一直呈现着“你方下台我登场”的情形，各种精彩纷呈的大戏层出不穷。尽管每个时代都留下了不可替代的足迹，但进入20世纪以来的风景似乎显得更为别开生面。有许多关于这个时代的命名。比如，这是一个“跨文化与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一个“宁要臭名昭著的名声，不要伟大崇高的人格”的“没有无耻的时代”，这是一个“消费主义与技术垄断”的时代，这是一个由“赛博空间”(cyberspace)为核心的“媒体时代”和“信息时代”，这是一个“娱乐至死与自我中心”的时代，这是一个信口雌黄的胡说八道与各种邪教一起“群魔狂舞的时代”，这是一个以“转基因技术和克隆人研究”等“科学”的名义为所欲为的“最愚蠢的时代”。所有这些命名都各有道理，但无可否认，最有力量的概括仍然来自尼采的预言：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由一种多元虚无主义主宰的“空虚时代”。因此，首先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性刺激和性暴力代替了已经丧失的政治斗争热情”①的时代，还有什么必要为“重构美学”而操心？还有无可能创建一个飘扬着“审美正义”的旗帜的“伦理美学”？ 这个问题的提出理所当然，但要随着我们下面叙述的逐渐展开才能给予最终回答。为此，让我们首先保持足够的耐心。随着轰动一时的“垮掉的一代”的叛逆精神和“先锋派艺术”的张扬个性逐渐失去新鲜感，激动人心的宏图和神话般的明星一去不返。曾经独步天下的“政治人”宣告终结，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人”取而代之。这种人的典范特征是一种“后现代冷漠”：既无任何生命短促的悲剧性，也无末日来临的恐惧感。用法国学者利波维茨基的话讲，这是一个依据“无痛伦理观”行事的“后责任时代”②。用美国学者托尼·朱特的话讲，这是一个“沉疴遍地”的时代：我们所面临的不仅是道德情操的腐化和启蒙理性的幻灭，更严重的是，我们培养出了除了对物质财富孜孜以求，对其他那么多东西无动于衷的一代。③换言之，在这个时代，生活使所有的道德化为乌有④。事情似乎早已在预料之中。“崇高精神”的衰落是明显的象征。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曾经说过：我们的过去有伟大而未来只有平凡。利奥塔也指出：崇高也许是构成现代性特征的艺术感觉模式，因为事实上“正是在这个名词的范围内，美学使其对艺术的批评权有了价值，浪漫主义也就是现代主义取得了胜利”⑤。后现代艺术范式的崛起意味着崇高精神的颠覆，随着让人热血沸腾的行侠仗义的江湖英雄的销声匿迹，艺术中的崇高精神也逐渐退场。 总而言之，“我们对伟大的敬重，一个时代接一个时代地连续在减弱”⑥。事情似乎可以多方面予以理解。“在同样方式下，渴望饮食的愿望，在心理上总比渴望正义的愿望更强烈。”⑦这是西班牙学者加塞特从思想史方面做出的解释。“道德的始作俑者是上帝。”⑧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中，这样的说法虽然听起来让人不太舒服，但却基本属实。“人是为别人活着的”是神权伦理学中唯一的道德。曾几何时，道德不过是人类崇仰上帝的一种仪式，远非对人的终极要求。显然，这是一种没有“关于个人权利内容”的伦理诉求，因而在今天看来，本质上也是一种伪伦理甚至是反伦理的伦理观。我们无须为这种名不符实的伦理观的消失而悲观，相反倒应该额首称庆。人类以惨痛的代价换来一个强烈的现实意识：“贪污、不公、卑劣永远不会消失，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巧妙应对。”⑨于是我们看到，在一个所谓的“后宗教社会”，大部分人都是在世俗目标中寻找意义和满足。时代的步伐催生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形式：为一个倡导“无痛伦理观”的“后道德社会”⑩的到来鸣锣开道。但在一片悲观主义情绪中，似乎仍存在着希望的曙光。利波维茨基认为，“后道德社会”并不意味着所有禁令都将消失，它只是借由对残忍、粗暴、不人道等现象的“情感上的”厌恶来完成个体的道德化；只是以“自我完善”的需要取代了以往的“自我牺牲”的原则。(11) 这也清楚地暴露出，学院派话语的传统早已封闭在与世隔绝的书斋之中。因为正如论者本身就意识到的，这种“后道德文化”的特点就是遵循“享乐主义逻辑”。这个逻辑的症结并不在于随着责任感的放弃而导致奉献观的消失，更在于它以“个体权利”的名义维护绝对自我中心，以“情感伦理”的名义为非伦理行为辩护，以“宽容”的说法取消伦理底线，为逃避道德担当的懦弱行为提供冠冕堂皇的伦理依据。但希望的确并没有彻底泯灭。它通过启蒙理性描绘的“伟大乌托邦”的幻灭让人意识到：我们不能再将人类幸福与科技进步捆绑，也不能再将道德完善与知识进步相并列。(12)换言之，希望在于我们并非只有“公而无私的英雄主义”和“举世为敌的自恋主义”这两个选项。在这两个极端之外，还存在着一些能够让日常人性有一席存在之地的空间。必须承认，对伦理的真正捍卫要通过对“伦理主义”的批判来进行。(13)不过这种批判绝不能成为替“无痛伦理学”辩护的借口。从这个意义上讲，产生了一种似乎是“悖论”性的现象：恰恰因为以“责任”为实质的伦理观的消亡，导致了“二十一世纪有可能就是一个伦理的世纪”(14)的观点被提上议事日程。起因很简单：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不能在伦理缺席的环境中生存。用中国作家王小波的话讲叫“人猪有别论”：相对猪的需要，人之为人的要求正是由于伦理观的介入而显得要多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