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3)06-0025-06 一 引言 王国维曾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美学亦如此。在理论形态上，相对而言，汉代美学较为拙实，魏晋美学较为空灵，唐代美学较为感性张扬，宋代美学则较为理性潜沉。总体而言，宋代美学一方面在理学本体思辨的影响下，对艺术和美学的本体论问题作了前所未有的深入思考，对艺术和审美的伦理功能也作了前所未有的强化，高扬了审美的主体品格和人生境界，“理气”、“文道”、“性情”、“胸次”、“气象”、“涵咏”、“自得”等哲学、伦理学范畴被融入美学构架深层，“文道合一”成了理学家美学的立论之本；而宋代文人治政的背景，使宦学一体的政治士人对艺术和审美的致用治政功能也作了前所未有的强化，“礼教治政”、“文为世用”成了政治家美学一以贯之的追求。另一方面，在唐代美学的基础上，借助禅宗思辨和意趣，宋代美学更加深入地考察了审美意识的特征，特别是突出了审美意识有别于一般理智认识的独特性，对“以禅喻诗”、“别材别趣”的崇尚将前人的“妙悟”、“兴趣”、“韵”、“味”等范畴提升到空灵蕴藉、透彻玲珑的境界；而道家生存智慧的启悟和体验，使宋代文人在“性命自得”、“得之自然”信念的支撑下，有了更加“风行水上”、“行云流水”、“随物赋形”的表达，“平然”、“自然”的境界成为宋代审美与艺术的最高追求。与此同时，在士大夫审美趣味世俗化、生活化的背景下，宋代文人士大夫美学精神凸显休闲旨趣，追求一种平淡天然的“逸”的境界、一种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闲”的趣味、一种在入仕与出尘之间无可无不可的“适”“隐”的态度，美学更深地融入了生活，表现了休闲的旨趣和境界。 二 宋学对美学的影响 以史学、理学为核心的宋学①对宋代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着重表现为人文追求的执著、本体思考的自觉、主体意识的凸显、议论风格的流行、史学精神的融贯、忧患意识的深沉。 理学对宋代美学理论品格的影响最为深刻与直接，对美学的思维促进和理论建构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原先中国美学在吉光片羽式的表达中有了哲学的基础乃至体系，这是理学对中国传统美学理论思维的重要贡献。理学引导的宋代士人主体意识、本体意识及道德意识的自觉，对宋代美学在艺术和审美的本体论透析和建构，及审美社会功能的强化、人生境界的追求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代理学通过对佛、道辩证的扬弃与融合，使自身发展成为细密严谨的思辨理论体系，其理性的思维深刻影响着包括美学在内的各个领域。这正是宋代美学发展在理论建构上的主导性因素，它对士人的审美思维方式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使文人士大夫的观照视角不再仅仅局限于现象界，而是自觉地对理性的、形而上的世界进行追索，从而促进了宋代美学理性精神的空前高涨。宋代理学美学对审美和艺术本体论的建构、宋代审美与艺术领域对理趣的普遍追求、宋代美学文库中语录体诗话、文论、画论的勃兴，即是其重要的标志。在审美哲学层面，形成了“理-气-象”的本体论结构，“理”(含“心”、“性”等)为本体，“气”为实性，“象”为显现。这种结构的精致，为前代所未见，是理学思辨转向深沉的产物，比之前代的“文道”、“文质”、“言意”等概念更具哲理性。 由于宋代理学追究形而上的“理”，而这“理”又是先天预设而无法验证的，因此理学家在求理方法上吸收了释、道的向心内求、内向反省的方法，注重内在修持和自我参悟。与此相应，宋代美学不再以摹拟客观审美对象、再现现实为第一要务，而是重涵泳玩味、体认了悟，把外界事物看作是自己主观心境的传达形式，看作是表达内心情感，抒发胸中意气，张扬个性品质的中介。因而宋代美学不再注重形似，而主“韵”、尚“意”、重“气象”，追求以神造形、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在表达对象和审美创造关注点上，宋人固然也描山写水，但关注的重点更多地转向人生世界，表达人生境界。“性情”、“胸次”、“气象”等与人生境象直接相关的范畴，更多地进入宋代美学家法眼，“圣贤气象”成为宋人普遍崇尚乃至是最高的人生境界。 宋代美学普遍追求“理趣”，诗画书法皆然。在艺术表现中，宋诗尤以“理趣”见长，如钱钟书所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宋代“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历来为批评家所诟病，然而我们今天应公允地评价，这是宋诗有别于唐诗的重要特色，各有千秋。宋诗中如程颢《春日》“万物静观皆自得”，王安石《登飞来峰》“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处”，苏轼《饮湖上初晴雨后》“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朱熹《观书有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陆游《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等名句，均表现了融审美本体情感与宇宙人生哲理为一体的一种透悟性意会理趣，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认为：“盖唐诗蕴藉，总觉得有一种悠悠倘恍之感，纵令意义有缺少明快者，但风韵是足供玩味的。然宋诗过于通筋露骨，受浅露之诽，即以此也。”然而他接着说：“唐诗犹如管弦之乐，在断想的调和上多少有其妙味；宋诗宛如独奏之曲，在思想贯通上有其快味。而前者典丽婉曲，后者素朴直截，这是时代思潮所使然，趣味是有差异的，而不一定能分别甲乙。总之，其在诗学上是不同的两派。”[1]是为公允之论。缪钺先生则如是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诗词散论·论宋诗》)这种着眼于美学风格的论述，揭示了唐宋诗内在本质的差异。相对而言，宋诗中的情感内蕴经过理性的节制，比较温和、内敛，不如唐诗那样热烈、外扬；宋诗的艺术外貌平淡瘦劲，不如唐诗那样色泽丰美；宋诗的长处，不在于情韵而在于思理，它是宋人对生活深沉思考的文学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