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冥神”到“畅神”  

——论佛教与魏晋审美精神自觉

作 者:
刘敏 

作者简介:
刘敏,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川 成都 610068

原文出处:
文史哲

内容提要:

审美精神的自觉是魏晋追求超越的时代精神孕育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宗教信仰对士人理论思维的提升和性灵情感的激荡。形神之辩将魏晋士人的精神探索推至显现存在本真的“冥神绝境”,返本求宗的修炼犹如柏拉图所谓灵魂回忆,是对圆融虚灵之精神极境的无限追求。“畅神”是返本求宗之信仰追求的审美表达,是对存在之家的归返,是对存在真理的触及而产生的自信与喜悦。绝对境界的寻求感召出魏晋士人新的主体性和新的精神力量,形成精神层面的人的定义:人是“精神我”;信仰的神圣力量使“精神我”的人在面对宇宙自然时内心具有一种超然而又亲切的气度,能够以清静之本心本性涵融万有,在自我超越的同时也带出万物的真。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4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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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炳《画山水序》云:“独应无人之野。峰岫峣嶷,云林森渺。圣贤瑛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这一对自己绘画创作的总结性叙述,也是魏晋审美的典型表达。“畅神”概念的提出表明:第一,对艺术活动本质的认识推进到精神性层面,艺术创作的过程是“畅神”的过程,“畅神”是极为自由深邃的精神活动,它超越时间空间并且涵融万有,凸显出审美的精神品质;第二,超越性精神活动标示的是最高的精神境界,“畅神”让人获得家园感,其中有世俗生活无法比拟的幸福与满足。“畅神”的追求,是魏晋审美精神自觉的坐标。审美精神的自觉是魏晋追求超越的时代精神孕育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宗教信仰对士人理论思维的提升和性灵情感的激荡,是佛教神的观念向审美领域的迁移。

      一、冥神:对精神故里的归返

      汉末佛教的传入,为中土士人的精神活动输入了新的血液,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创造力,其中的形神之辩,从汉末持续到齐梁,僧俗两界卷入者甚众,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荡涤出一片新的精神天地。

      形神辩论的最早动力在于传播佛教。牟子借中国传统的鬼魂观念宣传佛教之轮回。“问曰:‘佛道言人死当复更生,仆不信此言之审也。’牟子曰:‘人临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复呼谁?’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还则生,不还,神何之呼?’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灭矣,但身自朽烂耳。’”①以中土传统的鬼魂比附外来佛教的“神”,使人们相信人死后有灵魂存在,“神”不灭,故轮回是可能的。佛教传入中土之前,人们更多从生与死的角度来认识形神。《庄子·知北游》:“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王充《论衡·论死》:“阳气导物而生,故谓之神。神者,伸也。申复无已,终而复始,人用神气生,其死复归神气。”佛教迎合民众长生住寿的心理需求,宣扬形灭神存、三世轮回,其中又包含着不同的精神品质。人问牟子:“为道亦死不为亦死,有何异乎?”这是中国传统的形神观,以身体的存在为中心,牟子答:“有道虽死,神归福堂;为恶既死,神当其殃。愚夫暗于成事,贤智豫于未萌。道与不道,如金比草,善之与福,如白方黑。焉得不异,而言何异乎?”形与神是截然划分的世界,形都是一样的死亡,神则因为善或为恶的业报有或到佛国或入地狱的不同,形的死亡相同,而神的贤愚高下却迥然相别,神显然高于形。

      事实上,这一时期佛教所谓神的本义主要在于精神世界。慧远写信问鸠摩罗什,询问菩萨是否可以住寿一劫有余,鸠摩罗什回答说:“若言住寿一劫有余者,无有此说,传之者生。”②佛教初传为争取信众附会生死来宣扬神,早期格义过后即回到伸张精神的路子上。据《高僧传》载:“先是中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说,但言寿命长远而已。远乃叹曰:‘佛是至极,至极则无变,无变之理,岂有穷耶?’”③慧远受其师道安般若空观的影响,相信“一切诸法,本性空寂”,将神理解为不同于有限短暂的感性世界的另一片圆融虚灵之境:“神也者,圆应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假数而非数,故数尽而不穷。”神是感物假数,又是非物非数的超越之境,慧远将其与现实存在相比较:“夫神者何耶?精极而为灵者也。精极则非卦象之所图,故圣人以妙物而为言,虽有上智,犹不能定其体状,穷其幽致而谈者。”④从生命存在的角度说,情识的缘会,形成六道轮回,神是情识也即一切生命的根本:“情为化之母,神为情之根,情有会初之道,神有冥移之功。”⑤神可以超越情并离开身体独自存在,犹如火与薪,薪有尽,永恒之火不灭。

      重神轻形并非佛教首倡,庄子说过:“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为了突出道的超言绝象、不可言说,庄子刻意贬低形的地位,将形与神置于对立的地位,他笔下的得道高人多为驼背、跛足、耳聋,以形的残缺修饰精神的高蹈,所谓“坐忘”、“心斋”即是形否定到极致的境界:“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⑥《黄帝内经》从医学的角度提出神为人体的基础,《灵枢·天年》:“何者为神?岐伯曰: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也将神视为比感官感知高明、具有独特领悟能力的特殊状态:“帝曰:何谓神?岐伯曰:请言神,神乎神,耳不闻,目(不)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⑦神是摒弃了耳听眼观口说之后心灵的豁然开朗;有若昏昧朦胧中明亮的烛光,风吹云散后澄澈的天空。《淮南子》明确提出神是形的主宰:“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悦。观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神为形之君,则神大大超越形之上了。

      尽管中土自有重神轻形之传统,尽管佛教中人也并不否认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联,但佛教之神的绝对性、至上性、终极性仍然大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神。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神为与形相对的精神、感悟、玄妙,佛教之神言说的是精神的终极关切,是超越了形体、情感等所有现象的对终极理想的皈依。慧远说神是“圆应无生,妙尽无名”的“精极为灵者”,他的门徒宗炳将神与法身等同,认为人经过修持得道,无身无形,而独自存在的神就是法身:“无生则无身,无身而有神,法身之谓也。”⑧按照慧远的理解,法身有三层意义:“一谓法身实相,无来无去,与泥洹同像;二谓法身同幻化,无四大五根,如水月镜像之类;三谓法性生身,是真法身,能久住于世,犹如日现。此三各异,统以一名,故总谓法身。”⑨即法身是永恒的、超越的、绝对的。梁武帝萧衍认为神明是人人都有的成佛本性,它能破除变动不居、生灭无定的现象的遮蔽,抵达永恒的敞亮之域:“故知识虑应明体不免惑。惑虑不知故曰无明,而无明体上有生有灭,生灭是其异用。无明心义不改,将恐见其用异。便谓心随境灭,故继无明。名下加以住地之目,此显无明即是神明。神明性不迁也。”⑩

      佛教倡言神永不熄灭,并非仅仅提醒人们重视一个与形相对的神,而是在显现世界的真实、人生的真相,情欲、身体的牵累都是假相,与神冥会的圆融虚灵之境才是人的原初故里,才是人的存在之家,因此,犹如柏拉图将灵魂对理念的渴慕与返回称为回忆(11),慧远将冥神的修炼称为返本求宗:“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尘封者,不以情累其生。”“悟彻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12)佛教的修炼求神就是对存在本真的归返:“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13),返本归宗、体极达性后可至摆脱生死寿夭、形体牵累的不空不有不生不灭,惟永恒真性湛然朗照的极境,慧远谓之“冥神绝境”:“不以情累其身,则身可灭;不以生累其神,则神可冥。冥神绝境,故谓之泥洹。”(14)这与神冥会的绝然之境,即物顺世而又不为世俗所羁,体情达理而不迁不化,是形与神的统一,在世间与出世间的统一,现象与本质的统一,是真正的自由之境,僧肇称为圣人之境:“是以圣人虚其心而实其照,终日知而未尝知也。故能默曜韬光,虚心玄鉴,闭智塞聪,而独觉冥冥者矣。然则智有穷幽之鉴,而无知焉;神有应会之用,而无虑焉。神无虑故能独王于世表,智无知故能玄照于事外。智虽事外未始无事,神虽世表终日域中。所以俯仰顺化,应接无穷,无幽不察,而无照功。斯则无知之所知,圣神之所会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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