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动因是近20年来在美学与文学理论领域一直在讨论“失语症”与古代理论的现代转换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发生了一个古代与现代文化断裂的严重问题，目前包括美学与文学理论在内的文化领域基本上是西方话语的一统天下。对于这一问题，我在比较认真的学习了中国20世纪美学史之后认识到这一问题在美学与文学理论领域是一个被过于夸张了的“问题”。尽管我国学术领域中国话语问题仍然在建设之中，但20世纪以来经过一代一代学人的努力已经初步建立了中国自己的理论话语，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与继承。从美学与文学理论领域来说，包括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钱锺书等一批一批老一代学人均作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耀目的成果。其中特别要提到宗白华在美学领域历经60多年的辛勤耕耘，以其特有的热爱并沉潜于艺术的散步风格，在中西对比的宏阔背景上进行了极富特色的中国现代美学话语的建构。在众多现代美学家之中，宗白华是成果并不多的一位，但却是成绩很大、极为值得咀嚼并价值不凡的一位。我个人觉得宗白华在美学建设方面的贡献是特别突出的。宗白华美学理论的特点是从中国美学出发，紧密结合中国艺术实际，达到理论与实际水土相融、密不可分的地步。像我这样在东西文化与艺术修养方面都甚欠缺的学人对于宗白华的并不太长的一篇篇美学论文反复研读都难以进入其境界，领略其真谛，需要不断地研读体会。对于宗白华美学思想的价值其实早就有比较恰当的评价。冯友兰曾在20世纪40年代说道：“在中国，真正构成美学体系的当属宗白华”①。台湾作家杨牧在台湾版《散步美学》序言中说：“五十年来以短文连缀西方美学与中国传统文艺的，还有朱光潜和钱锺书，甚至还有方东美。但朱光潜失之于浅，钱锺书为文不可不说是杰格桔榝，持才使气，难以相与。方东美玄奥，不易落实。宗白华论中西异同，意趣妙出，恰到好处。”②在这里，冯友兰以“真正”两字对宗白华作了极高的评价。而对于杨牧对其他理论家的评价我们先放到一边，但对宗白华美学的“意趣妙出，恰到好处”的评论却是恰当的。对于宗白华美学思想已经有众多理论家研究与论述，均各有特色与价值。在这里我试着将宗白华的美学思想概括为“气本论生态—生命美学”。加上上述对于宗氏理论在学习领会时的深邃之感，所以我将自己的论述说成是“试释”。 宗白华是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气本论生态—生命美学”论题的。我们目前在宗氏发表于1934年的《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一文中首先发现了宗氏对这一论题的提出与论述。他说：“中国画所表现的境界特征，可以说是根基于中国民族的基本哲学，即《易经》的宇宙观：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皆禀天地之气以生，一切物体可以说是一种‘气积’【庄子：天，积气也】。这生生不已的阴阳二气织成一种有节奏的生命。”③在这里，宗氏明确地将中国艺术的根基归结为《易经》阴阳二气化生万物生命的气本论生命哲学。这里所说的“积气”应是列子在“天瑞”篇中所言“天，积气耳，亡处亡气，若屈伸呼吸”，说“天”充满阴阳二气，无处不在，呈屈伸呼吸之状。而庄子则在《应帝王》中提出“气机”一说，即言阴阳二气处于调和的“太冲”状态因而平静而守气不动。这里说明宗白华运用了《易经》与道家的气本论生命观论述其生态与生命论美学思想。1944年，他又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提出“中国哲学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④，说明宗氏将中国古代哲学与美学归结为“气本论生命哲学—美学”是一以贯之的，因为“道”即气也，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而《易经》的宇宙观以及阴阳二气化生万物的核心就是“天人合一”与“天地人三才说”，包含浓郁的东方古典生态智慧。所以我们说这种哲学观与美学观是“生态的与生命的”，总括起来就是“气本论生态—生命美学”。 “气本论生态—生命美学”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是一种时代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众所周知，人类社会自20世纪以来处于经济文化与社会的转型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弊端已经显现，哲学与文化上的工具理性主导、认识本体与人类中心主义已经逐步地显现其错谬之处。随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种新的人生的与生命的哲学与美学悄然兴起，就是叔本华与尼采为代表的生命哲学与美学。宗氏于1917年即在《萧彭浩哲学大意》一文中写到：“继康德而起者多人，而萧彭浩【今译叔本华】最为杰出。造《世界唯意识论》，人谓此书，集欧洲形而上学之大成，其义尤与佛理相契合，阅者自明，今不强解。其言曰：唯物唯心，皆坠独断，盖心外无物，物外无心，心物两者，成此幻想，心不见心，无相可得，不生心则无自相【此皆译述《世界唯意识论》首篇大意】。而超乎心物两者之上，立于两相之后，发而为心【按此心字当识字义】，因而见外物者，阙维意志。此意志为混沌无知之欲，所欲者，即兹生存【所谓生存者，即现此世中】。”⑤在这里，宗氏认为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人生与生命哲学超越了传统的独断论哲学而成为世界哲学之潮流。并从中读到佛理之影响，“以为颇近东方大学哲之思想”，预见到东方文化在新世纪走向复兴的曙光。而在另一篇写于1934年的文章中更从艺术发展的角度论述了世界哲学与文化的转型。他说：“惟逮自近代西洋人‘浮士德精神’的发展，美学与艺术理论中乃产生‘生命表现’及‘情感移人’等问题。而西洋艺术自二十世纪起乃思超脱这传统的观点，辟新宇宙观，于是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等对传统的反动。”⑥此后，宗氏进一步认识到在这转型时期，积贫积弱的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必须通过历史的反思，继承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创造新的民族文化，以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立与自强。他在写于1944年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说：“现代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新的局面必将展开。然而我们对旧文化的检讨，以同情的了解给予新的评价，也更重要。就中国艺术方面——这中国文化史上最有世界贡献的一方面——研寻其意境特构，以窥探中国心灵的壮采，也是民族文化的自省工作。希腊哲人对人生指示说：‘认识你自己!’近代哲人对我们说：‘改造这世界!’为了改造世界，我们先得认识。”⑦很明显，宗氏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与艺术的反思是为了改造世界，创造新的中国美学与艺术，使得中华文化与艺术的美丽精神在新时代得以延续发展。这就是他处于历史转折点提出“气本论生态—生命美学”的历史与时代责任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