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3)06-0038-08 “淬厉所本有，采补所本无”[1](P.657)是梁启超于1902年在《新民释义》一文中提出的新民原则，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化最基本的创造原则。该原则具有大气磅礴的建构主义意涵，即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渡期中，将传统与西方均视作本土现代性建构的质料，既秉持强烈的文化主体性精神，又保有广阔的开放性视野。作为“本无”之学的美学，其在20世纪初的舶来并不基于学理需要，更非西方认识论哲学传统向本土殖民式的拓进，而是以林毓生所谓“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为发生逻辑，以对国民心性这一“大本大原”的培植为根本动因。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林毓生将该逻辑的谱系追溯到儒家心性文化传统，认为儒家根深蒂固的道德心智一元论决定了该逻辑的产生。[2](P.48)对林氏这一论断最具标志性的佐证，是第二代美学家朱光潜在1932年所作《谈美》的开篇之言。他称自己怀抱许多“旧时代的信仰”，其中一个信仰即是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人心太坏”，因此“谈美”的意义，正在于以审美作为“人心净化”的途径，最终从“大本大原”处下手，以图社会问题的解决。[3](P.6)这种信仰，无论在第一代美学家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还是第二代美学家朱光潜、宗白华等人内心，均深深怀有，从而决定了他们对西方美学的“采补”意向，进而在中国现代美学与儒家心性文化传统间形成了一条异常清晰的谱系脉络。 梁启超正是这一谱系脉络上的关键人物。与蔡元培、王国维相比，梁启超的美学成就并不引人注目，也无法与他自己在新史学方面的成就相比。由于他从未用功于德国近现代美学①，因此未曾像通过改造康德鉴赏判断“第一契机”而提出“无用之用”命题的王国维那样直接开出中国现代美学的框架，也没有蔡元培那种将美育纳入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实践功绩，其早期在小说论方面表现出来的政治功利主义之致思路径没有脱离“经世致用”、“文以载道”的古代传统，而晚期的“趣味主义”在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20世纪20年代似已失去振聋发聩的效果。然而，梁启超对于百年中国美学的重要性丝毫不容忽视：王国维的审美功能论也好，蔡元培的美育体制构建也罢，中国现代美学的文化谱系和发生逻辑，恰恰由于作为西学道术的美学在纯化动机、提炼情感、升华欲望、扩充境界的“正心”功效方面与绵延两千余年的儒家心性之学高度契合，而毕生推尊陆王心学并以极高分贝影响近现代之交的梁启超，成为儒家心性文化传统与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关键的连接点。梁启超虽然没有“采补”西方美学理论的文献证据，然而在其对“本有之学”的淬厉过程中却“内生”出可被冠之以“美学思想”的“趣味主义”。这种“趣味主义”与道德、政治论域保持着高度的连续性，一反建筑在康德区隔性基础上的西方近现代美学，从而使其美学思想在中国现代美学诸子中具有最清晰的本土特色。 这种“本有之学”，粗言之即为儒家内圣道术。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称，儒家哲学与西洋主知之学(Philosophy，爱智学)不同，“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1](P.4954)因此他取《庄子·天下篇》中的“道术”二字取代“哲学”，“道是讲道之本身，术是讲如何做去，才能圆满。儒家哲学，一面讲道，一面讲术；一面教人应该做什么事，一面教人如何做去”。[1](P.4956)这种“道术”，按钱穆的话说即“‘人文知行’之学”。[4](P.118)作为“知行之学”的“儒家道术”，又分“内圣”、“外王”之学，梁启超称“外王之学”都带有时代局限，而内圣之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绝对不含时代性”，[1](P.4957)亦即古今通用。此处表明原本“道通为一”的“内圣外王”在近代发生断裂。 然而，“内圣之学”在清末民初对士人知识分子仍具极大影响，新输入的西学远不足以取代古老的内圣之学。正如王汎森在《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一文中所谈到的那样：“政治学术之外的个人修养部分，基本上仍是传统部分。”[5](P.132)王汎森详细考察了清末乃至民国以后传统士人和现代知识分子的省心风习。他发现，这些士人知识分子虽政治观点各异，然而皆采用儒家“内圣之术”如省心日记、札记、日课、自讼法等多种形式完成个体道德修养。从晚清的士大夫到清末民初的戊戌诸子、蔡元培、杨昌济、顾颉刚、罗培常等人，甚至共产党人如毛泽东、恽代英、刘少奇等，均曾沐于省心风习之中。如果说王汎森梳理了谱系脉络，建构了比较宏观的历史语境，那么张灏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一书中则点出了梁启超对儒家内圣之学的继承：“在有关束性问题上，梁仍以某些新儒家理论和道德箴言作为方向。”[6](P.80)需要指出，王、张二氏注意的是儒家内圣之学是否延续的问题，却未曾发掘梁启超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淬厉”。 梁启超在师承上接清末汉(乾嘉汉学)、宋(宋明理学)两大学统，汉学方面师从学海堂陈梅坪而为陈东塾(澧)再传弟子，宋学方面则因康有为而接朱九江(次琦)一脉。当然，在其18岁(1891)拜谒康有为之后，宋学中的陆王心学成为新的“为学方针”，乾嘉汉学反而成为其一度攻击的对象。乾嘉汉学在方兴之时本有“复三代之旧制”以经世之外王诉求，全盛之后流于考据训诂之支离，因此在清末“千年变局”语境中尽管努力调适、但仍显得“不合时宜”，西方政治学、群学等新外王道术的输入随即造成其“断裂”。然而在修己内圣方面，康有为所领戊戌诸子乃至清末许多士人，多乘道、咸以降的汉、宋调和趋势，从宋明理学中寻找思想资源和形式方法，并在民国建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得以延续。讨论梁启超美学思想的萌芽，当以其师从康有为之后、求学于“万木草堂”之中，受康有为讲学时心性省养方法的影响为起点。梁启超“淬沥”“本有之学”以生“美学思想”，精言之即对经康有为传承的儒家静坐养心法之“淬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