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44.7；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13)06-0008-06 在线杂志：http://skxb.jsu.edu.cn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南宋绍兴十八年进士，官至华文阁待制，谥曰文。著作甚富，影响较大的有《四书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朱子语类》等。诗文则有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宋史》卷四百二十九《道学传》有传。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美学思想以“道”为根本，反对“文”的独立价值和地位，不过他并不像周敦颐和程颢、程颐那样认为“作文害道”，认为“文”与“道”势不两立，彻底否定文辞的形式美、艺术美，而是在坚持道德美的前提下，对诗的赋比兴创作方法和审美方法作了有益的探讨，体现了比较圆通全面的美学视阈。与宋代古文家比较，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正如古文家以文学家自命而大力倡导道德美一样，宋代理学家以道德家自命而对文辞美实际上亦有所贡献。在道本文末这一基本倾向上，二者实无质的分别，尽管理学家一再强调这种分别。 一、“道者文之根本” 理学家的美学即道德美学，朱熹的道德美学是在论述“道”与“文”的关系时集中展示的。唐宋古文家要求“文以贯道”，说到底是为了通过“贯道”提高“文”的价值，着眼点在“文”。朱熹的着眼点、立足点则在“道”，他只能容忍从“道”中自然流出之“文”，而不能容忍“贯道”之“文”，虽然在文本上二者看不出什么分别。《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云：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说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处，缘他都是因作文(按：立足点是“文”)却渐渐说上道理来，不是先理会得道理了方作文(道先文后，道本文末)，所以大本都差。 才卿问：“韩文李汉序头一句(按：即李汉《昌黎先生集序》首句云：‘文者，贯道之器也。’)甚好。”(朱熹)曰：“公道好，某看来有病。”陈曰：“‘文者贯道之器’。且如六经是文，其中所道皆是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这文(六经之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是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因说苏文害正道。 圣人之言，坦言明白，因言以明道。 《与汪尚书》云：“若问惟其文之取，而不复议其理之是非，则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因不足以为道。”《读唐志》云：“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然矣，然初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圣贤之心既有是精明纯粹之实以旁(磅)薄充实乎其内，则其著见于外者亦必自然条理分明，光辉发越而不可掩。盖不必托于言语、著于简册而后谓之‘文’，但自一身接于万事，凡其语默动静，人所可得而见者，无所适而非‘文’也。”朱熹说的“因言以明道”，与李汉说的“文者，贯道之器”、柳宗元说的“文以明道”表面上确难看出什么不同，不过在出发点、立足点、侧重点上，朱熹认为确有本质不同。古文家所云“文是文，道是道”，“是二本，非一本”(《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评苏轼语)，把“文”与“道”看成两个可以独立的东西，首先陷入了二元论。其次，为了“作文”，临时讨个道放在文里，以提高文的价值，还是以文为本，以道为末，本末倒置了。朱熹则认为，“文”与“道”是不可分开的“一本”，“文便是道”；若要分出轻重，则“文”不过是“道”之“本”上长出的“枝叶”，“道”是“本”、“文”是“末”。不只文辞之“文”是道的表现，人生的一切文饰之美无不是道的光辉显现。朱熹认为，这就是理学家与古文家道德美学的根本不同。 二、“文词，一小伎耳” 理学家的人生追求，是“太上立德”，做一个道德君子。与这个远大目标相比，舞文弄墨，就显得是雕虫小技，仅以此为务，只能是与道德君子相距甚远的“小人”。朱熹说：“至于文词，一小伎耳。以言乎迩，则不足以治己；以言乎远，则无以治人。是亦何所与于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恳反复，至于连篇累牍而不厌耶?”(《答汪叔耕》)“‘辞欲巧’乃断章取义。有德者言虽巧，色虽令，无害。若徒巧言令色，小人而已。”(《答范伯崇》)因此他批评舍道德义理而唯文词是务的纯文学倾向：“文字之设，要以达吾之意而已。政(正)使极其高妙(指文词高妙)而于理无得焉，则亦何所益于吾身，而何所用于斯世?”(《答曾景建》)“用力于文词，不若穷经观史以求义理，而措诸事业之为实也。”(《答汪叔耕》)“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与汪尚书》)“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专务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语。至说义理处，又不肯分晓。”(《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他与唐宋古文家的分歧亦在于此：“予谓老苏，但为欲学古人说话声响，极为细事，乃肯用功如此。……如韩退之、柳子厚辈亦是如此。……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称赏而已。究竟何预己事，却用了许多岁月，费了许多精神，甚可惜也。”(《沧洲精舍谕学者》)“……韩愈氏出，始慨然号于一世，欲追诗书六艺之作，而弊精神、靡岁月，有甚于前世诸人之所为者。……自是以来，又复衰歇数十百年，而后欧阳子出。然考其终身之言与其行事之实，则恐其亦未免于韩氏之病也。”(《读唐志》)朱熹特别指出，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虽然标举“古道”，但“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诗博弈，酣饮取乐而已”，本色上还是文学家，“古文之与时文，其使学者舍本逐末，为害等尔”(《答徐载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