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格式：刘纲纪，王建英.美学、艺术学研究要打通中西、融会古今——刘纲纪访谈录[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6)：661-668.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3)06-0661-08 王建英(以下简称“王”)：您是中国当代美学界著名的学者，长期从事马克思哲学美学、中国美学史、中国书画史论、中国传统思想史的研究。您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又对中西哲学、美学有很深入的研究。为此，我想提几个问题：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现状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中国当代的学术研究中是否已经过时? 刘纲纪(以下简称“刘”)：我很早就提出，要打通中西，一个问题提出来了，要看中国古代怎么看，从老子、孔子下来一直到近现代怎么看，再看西方怎么看。比如同样是美的问题，中国怎样看，西方怎样看，再就是马克思主义怎样看。这三个方面的了解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综合中西。我指的“西”是一直到后现代，一直到现在。我相信这样可以搞出一些有价值的理论出来。如果不采取打通中西的办法，可能就很难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也可能会有一些价值，但是学术史上不会有很大的进展。现在大家的思想活跃，也比较开放，但是都不太重视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话，就不大容易将问题的实质搞得清楚。比如研究儒家、道家的美学：以道家为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道家与原始社会有关，要回到原始氏族社会，小国寡民；而儒家美学讲礼，不是要回到原始的氏族社会，但是受到了原始氏族社会的影响，讲仁爱，讲礼，讲乐。我们说一个思想，为什么会有这个思想，如果不弄清楚这个历史条件的话，就很难理解。 所以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解释学。这个所谓的解释学就是用社会意识解释历史问题，用社会实践的发展来解释，用历史的发展来解释。这个很重要，现代人大部分轻视马克思主义，多数人追随西方的某一个派别，有人讲胡塞尔，有人讲……但是最多的情况下，可以把这个派别搞得很清楚，但是你能不能超越这个派别?西方现代的各个流派也只有在了解马克思主义之后，才能做出比较实际的分析或比较深刻的了解。现在的情况是有一部分人比较轻视马克思主义。这当然有很多原因，有“文革”的影响等等，很多人并没有认真读马克思主义，没有读原著，而且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对德国古典哲学的了解很差。实际上没有德国古典哲学，就绝对不会有马克思主义。要了解马克思就一定要了解康德然后是费希特，然后是谢林、黑格尔，这样下来。不了解德国古典哲学，是不可能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很多青年对这点是不很清楚的，或者是忽视了这一点。因为马克思在年青时是青年黑格尔派，通过费尔巴哈才创立了他自己的思想，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有些人不了解马克思主义。 王：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武器，但是在今天，新的时代该如何发挥其作用，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刘：我认为当前还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但是说马克思的任何一个判定都是正确的，也是不对的。不能搞教条主义，特别是我最近搞《中国古代思想史》，发现这样一个问题：过去认为中国社会像马克思说的有奴隶社会，其实中国没有奴隶社会，并没有经历奴隶社会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但是从1929年以来，中国社会史论战以来，马克思主义派以郭沫若为代表，都有这个毛病，就是死板硬套，把中国的史料解释得符合马克思的说法，证明中国社会有奴隶社会，有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当然有封建社会，但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不同于西方的中世纪。用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来套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不对的。马克思的指导作用不能丢，但是必须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且马克思是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我认为不可能很细致很深刻。从史料的占有上来讲，中国的史料非常复杂，他又不懂中文，不可能了解中国很多。相对而言，他对印度了解多一些。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这样他就可以通过英国学者来了解印度，了解中国则很难。你不懂《尚书》行吗?你不懂《史记》更不行。但是你让西方人来读，中文已经很困难，文言则太难。因此，马克思对于中国的研究，因为条件的限制，了解得不多。 我的意见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坚持，但是应用到中国来的话，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过去我们老一辈的学者，在中西结合这一点上，做得很多，包括三位老师：邓以蛰先生、宗白华先生、马采先生。他们既对中国的东西十分的了解，又学习了西方的语言，而且是到西方留学。邓先生年轻时到日本，入东京宏文学院、早稻田中学学习日语。在此期间与同乡陈独秀结识，有机会接触到先进的思想。后来又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后来再次到西方游历，写下了《西班牙游记》。他对中国的东西了解是很深的，同时对西方也有很深刻的了解。这样中西交融之后，就会产生一种新的东西。但是，每一个学者接受西方的思想也是不同的，交融之后出现的东西也可能是不同的。马先生同邓先生就不太一样，邓先生同宗先生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的性情爱好是不一样的，因爱好不同，对吸收西方哪一流派的思想也就不太一样了。另外，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也是有差别的，比如有人偏重于绘画，有人偏重于书法，有人偏重于别的艺术部门等等。但是老一辈的学者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学者，多缺乏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维度。因为在国民党时代，马克思主义是非法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党，是要被抓起来的。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郭沫若了解马克思主义也还是不够，因为当时许多的著作没有翻译过来。大概他们均是从日本人的介绍，来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大概的情况。真正去读原著，这个在当时很难。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一个现象，包含冯友兰，也缺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一个维度。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学者吸收美国新实证论，用新实证论来解释中国的哲学。当然也有人用别的思想来解释，比如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来解释中国的哲学，就是另外的面貌了，所以要看他吸收了西方什么样的思想。虽然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维度，但是冯友兰的贡献还是很大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学习马克思，教条主义是很严重的，对原著的了解较差，20世纪50年代基本上是学斯大林，学苏联的东西，对马克思的了解很简单化。另外，有些了解也并非完全准确。如对物质的理解，斯大林和马克思就是不一样的。由于这样的原因，在研究领域虽然用到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有简单化的倾向。比如说孔子是为奴隶主服务的思想家，这是很冤枉孔子的。当时不是在批林批孔嘛!真正为奴隶主服务的思想家是亚里斯多德。他的政治学就是讲奴隶是什么，是从哪里来的，认为人天生就有两种：一种是自由人，一种是奴隶。这个思想在中国找不到。但是中国也有“奴”和“隶”这两个字。我从文字学上考证过，但是不等于亚里斯多德的奴隶。所以我说中国学术的发展，尤其是艺术学的发展还是要注意打通中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