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的生活美学思想

作 者:

作者简介:
贺志朴,河北大学 艺术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贺志朴(1965-),男,河北任县人,哲学博士,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美学,艺术理论。

原文出处: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李渔的生活美学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是晚明时期追求个体感性的思潮对封建的反叛;一是戏曲这种新的文艺现象的繁荣、发达,它们都指向社会大众的世俗生活。李渔的生活美学包括衣、食、住、行、娱乐、养生等多方面的内容,他提出了审美设计的方法、要求,在其中贯穿了“行乐”的理念。李渔美学中的“行乐”以感性愉悦为基础,融合了理性原则,他以个体的灵智和慧心构筑生活的审美意象,从而和现当代大众文化中“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有根本不同。李渔的生活美学可以归入社会美、建筑园林艺术美的范畴,但在社会美部分伴随着生活中的经历和体验,建筑园林美学则导向现实生活中审美意象的建构。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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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3)05-0037-05

       李渔的《闲情偶寄》是戏剧美学的名著,李渔还导演、编剧,带领戏班走了半个中国。因此,李渔是戏剧美学理论家,也是戏剧美学的实践者,这在学术界早有定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李渔的美学是以生活为基础的,他的戏剧以生活中的娱乐效果为最高追求,他还建立了自己的生活美学。李渔的生活美学表现在《闲情偶寄》中除《词曲部》《演习部》之外的其他篇目中,也表现在他的创作理念中。李渔说:“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1]203他把“笑”作为戏剧艺术创作的目的,使之服务于生活,给生活带来乐趣。

       李渔的生活美学和他生活的时代背景相契合,它以个体的日常生活为着力点,用“行乐”贯穿其中,包含了衣、食、住、颐养等方面的审美设计,从美学角度对它进行辨析是有意义的。

       一、突出个体感性。关切世俗生活

       李渔生活美学的背景,有学术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从学术方面说,它承接的是明代以来的“心学”一脉。和程朱理学强调客观的“理”相分立,阳明心学以“心”作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相对于“天理”而言,“心”是可感受、可验证的,它更贴近个体感性。心学的发展不是深度探索个体感性的认识论价值,而是追求去掉“天理”遮蔽之后的“童心”,为融合了个体感性的生命基本需求的合法性进行论证,开辟了传统学术贴近日常生活的新路向。

       李渔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至清康熙十九年(1680)在世,其前学术界之声名显赫者有李贽(1527~1602)、陈继儒(1558~1639)。李贽以日常生活为本位,肯定感官享乐的合理性,是封建伦常的“异端”;陈继儒在而立之年焚儒衣冠,隐居于小昆山之南,绝意科举进仕,也表现了和封建价值观念的疏离。光绪年间《兰溪县志》评价李渔为:“最著者词曲,其意中亦无所谓高则诚、王实甫也。有《十种曲》盛行于世。当时李卓吾、陈仲醇名最噪,得笠翁为三矣。”[2]3这就把李渔看作和李贽、陈继儒一样是背离儒学传统、在特定历史时期有卓越影响的学者。李渔在评价唐太宗时说:“若太宗之言,皆《诗》《书》所不载,闻见所未经,字字从性灵中发出,不但不与世俗雷同,亦且耻与《诗》《书》附合,真帝王中间出之才也。”[3]442李渔认为唐太宗立论合乎至理、顺乎人情,是“性灵”的产物。李渔强调性灵,显示他和晚明的异端思想是相通的。同时,李渔一生放荡不羁,年近花甲还“寻花觅柳,儿女事犹然自觉情长。”[5]7他生活拮据,有时靠举债度日,在书信中常有生活艰难的告白,但他在衣食住行方面却非常讲究。李渔带着家庭戏班周游各地,“混迹公卿大夫间,日食王侯之鲭,夜宴三公之府。长者车辙,充塞溢门。”[3]204这都表明他在晚明思想解放的背景下对个体感性的追求。

       从社会环境来说,在明代,伴随着商业活动的发达、市民社会的形成,更加贴近日常生活、描写世俗人情、用来娱悦感性的小说和戏曲发达起来,成为一种新的文艺形式。这种新文艺形式的受众群体不是书斋中的文人,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百姓。作为剧作家、戏剧理论家,李渔主张“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5]17戏剧紧密结合大众的世俗生活,以“浅”为特质,不仅给读书人看,而且给包括“妇人小儿”在内的不读书、没有文化的人看,这就要满足大众的趣味要求。李渔还强调戏曲贴近生活。他认为诗文、小说是文人案头把玩的东西,它和世俗大众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戏曲创作的直接目的是舞台演出,演出的对象是普通百姓,普通百姓对戏曲的欣赏应该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能够“观听咸宜”。

       从清顺治十八年(1661)前后移家金陵至康熙十六年(1677)返棹杭州,李渔在金陵居留了十多个春秋。期间,他营构园林、编撰著述,同时还巡回演出、经营书铺、交结朋友。李家戏班于康熙五年(1666)组建,除了在南京供家庭、会友娱乐外,还去全国各地演出:康熙十年在苏州演出;康熙十一年在汉阳演出;康熙十二年赴北京演出……演出取得了预期效果,给受众带来无限的欢愉:“全凭小妇斑斓舌,逗出嘉宾锦绣肠。”[6]347“无穷乐境出壶天,不是群仙也类仙。胜事欲传须珥笔,歌声留得几千年。”[6]349李渔的家班演戏也因而得到官吏、商人的厚赠,在交往、商业等方面收获颇丰。

       作为生活美学的背景,晚明思潮对封建的反叛和戏曲这种新的文艺现象的出现,以及李渔的艺术实践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世俗生活。世俗生活围绕着作为人的基本需求的饮食男女展开,以融合了感性快乐的精神享受为目的,展示了一种新的审美观念。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李渔建立了生活美学。李渔的书名《闲情偶寄》。“闲情”是一种解脱了功利追求的情致,“闲”以显示其自由;“偶寄”之“偶”显示其无羁勒、散漫的特征。该书把戏剧、生活都包容在其中,说明这是一种没有功利追求、没有逻辑约束的情致,它和生活本身相契合,也是一种对待生活的审美态度。《闲情偶寄》包括八个部分,其中选姿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都是围绕人的日常生活展开,其核心是人在生活中如何得到闲适、愉悦,如何获得“乐”,它是感官愉快和精神愉快相统一的“乐”。居室部所讲的建筑,不是官家的礼制建筑,而是个人的家居建筑,也以适住、愉悦为核心。即便词曲部、演习部所讲的戏剧,也以世俗生活为基础、和世俗生活有密切的联系,渗透着生活美学的观念。可以说,李渔的戏剧美学以生活美学为基础,生活美学在戏剧中得到展示,并通过李渔的戏剧活动落实在世俗生活中,给欣赏者带来精神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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