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美学的悲剧意识

作 者:

作者简介:
朱志荣,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美学、文艺学等。电子邮箱:suzhouzhuzhirong@163.com

原文出处:
文艺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

中国美学的悲剧意识,体现了主体以己度物的诗意体验,包括对自然生离死别的感受等。中国古代诗文中的伤春悲秋之作,就是这种体验的表现。人生悲剧中的文人悲剧意识、英雄悲剧意识和女性悲剧意识有着自己的独特特征,其内在的精神力量值得我们崇敬,给我们留下了强烈的悲愤、沉痛的哀思和无尽的思索。而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的悲剧,则由英雄气概逐步走向平民化、世俗化。这种悲剧意识一方面深受儒、道、释等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也具有突破传统文化樊篱和束缚的潜质,体现了感人的悲悯情怀、深沉的忧患意识、宣泄怨愤的情感和悲喜交错等特征。中国戏曲中的悲剧往往以大团圆结局,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求善的文化心理的影响,具有强大的道德感染力,是主体欣赏心态得以平衡的需要,也顺应了大众文化的娱乐性要求。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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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剧最初是指产生在古希腊的一种戏剧样式,后来被作为一种审美意识或美学范畴,进入了更广阔的领域。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悲剧”一是作为戏曲中的一种重要样式,一是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和美学范畴。美学上的“悲剧”,乃指“悲剧性”和“悲剧意识”,包括各类艺术中的悲剧意识,和通过审美的思维方式所感受到的自然与人生中的悲剧精神。透过审美的眼光,我们可以从自然、现实生活和文学艺术作品中不同程度地见出悲剧意识的存在和特征。由于社会生活、文化背景和审美意识发展历程的差异,中国美学的悲剧意识有着自身的趣味特点,体现了独特的审美特征。

       自然界的悲剧性特征,体现了审美主体通过比拟手法以己度物的感受,是物态人情化、人情物态化的结果。如果我们用审美的同情眼光看待自然,在遵守“适者生存”法则的自然界里,到处充满了悲剧,众多的动植物每天都在上演一部部各式各样的悲剧,它们让人们在笑声与泪水的交织中,充分领略悲剧的巨大感染力。在自然界中,动物往往在最辉煌壮丽的时候,生命就戛然而止;植物也常常是在最美丽灿烂的时候,就会枯萎凋谢,或为了下一代而牺牲,如鲜花。

       人们通过诗意的眼光看待自然,认为其中有生离死别的悲剧。生离,如蒲公英常常借助清风送走子女,将种子漫漫飘落到遥远的地方,等待它的将是长久的思念与孤独,但为了让下一代有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即使有万般不舍,也心甘情愿。正是人们以己度物,遂把它理解为淡淡的离愁别绪。而灵长类动物如猿猴在人们的体验中更是如此。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黜免第二十八》载:“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乃至肝肠寸断,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视其腹中,肠皆寸寸断。公闻之怒,命黜其人”(余嘉锡 864),可见母猿失子、悲啼哀鸣的程度之深。同样,人们更从自然中看到死别的悲剧。当父母、子女或同类死去时,不少动物同样会显示出如人类一般悲痛的情感。大猩猩守候在同类身边,直到尸骨腐烂,它们都不会将其遗弃;狮子对同类的尸骨会反复地嗅、舔。大象靠近同伴尸骨时表现得很不安,而且从太阳穴上还会流下一些分泌物,以表示他们的哀悼。大雕都是成对的,从一而终,当其中的一只不幸去世时,另外一只必然会极其悲痛,仰天长啸,为之殉情,而决不苟活。鸳鸯也是雌雄形影不离,如失去一只,另一只必然痛不欲生。

       自然界有些生物的生命历程本身,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一个悲剧。在主体审美的眼光里,飞蛾扑火,春蚕吐丝,注定是悲剧的,为理想而献身,让人从心里感到悲悯、感动与欣赏。飞蛾为了得到光明、温暖和幸福,不顾一切,哪怕受到了伤害,即使是死亡,都无怨无悔,义无反顾,投身火海,在火中跳着生命最后的舞蹈,动人心魄,让人震撼不已。春蚕终生专注勤劳,不停啃食桑叶,将自己体内的营养,通过漫长的、无悔的、不停歇的奉献,直到把所吸收的养分转化为一腔无尽的蚕丝。丝尽之际,也就是自己的死亡之时。这是一个极其感人的历程!

       自然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规律本身,则更直接地传达出悲剧性的特征。为了生存,为了下一代,没有谦让,没有忍受,有的只是尽一切努力去获取食物,即使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虎食羊,羊食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海藻,一条完整的食物链,处于下一级的生物都必须面临生存挑战、生命危险的悲剧。如“黔驴技穷”的故事,开始“驴一鸣,虎大骇”,但终究被“断其喉,尽其肉”,摆脱不了充当食物的悲剧命运。为了逃避敌人的伤害,自然界最弱小的一类想尽办法,如双翅目大蚊科昆虫等,常常要断其肢体方能保全性命。为了完成下一代的繁殖,雄螳螂常常会牺牲自己的头及前肢,让雌螳螂吃掉,而雌螳螂则会很好地保护它所产下的卵茧,遇有外来干扰时,马上做出本能的反抗,包括与人抗争。

       中国的自然悲剧意识基本包括伤春与悲秋两种模式。如李煜《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春意将阑。罗衾不暖五更寒”(王仲闻 65),是在春天里说国恨家愁。而秋风、秋雨、秋叶、秋雁、秋蝉、秋声等,令诗人心潮起伏,思绪难平;尤其是身在异乡多遭磨难、命途多舛的迁客骚人,更容易触景伤怀。杜甫《登高》云:“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仇兆鳌 1766)。杜甫困居山城,感时伤世,寄托了自己的悲秋与客愁。自然界的变化与更替会引起伤感,或触景伤怀,或睹物思人,落花飘零,秋草枯死,让人感到时间生命易逝,青春年华不在;鸿雁南飞,寒蝉低叫,勾起游子思乡怀亲之情和羁旅劳顿行愁:望月则怀远,伤春而悲秋;见流水则思年华易逝;梧桐细雨则凄楚悲凉。其他对自然的体验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仇兆鳌 320)、“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姜夔《扬州慢》)(夏承焘 1)、“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李清照《声声慢》)(徐培均 161)等,都是悲剧感的体验。凡此种种,事物本身并无喜怒哀乐,而是审美主体通过情景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悲怆情怀。在认知的意义上,树木不会反对战争,红药也不会考虑为谁生,花不会感到伤心流泪,鸟也不会知道人之恨意,大雁也不会懂得人之离别,但在人们审美的眼光里,这些正是伤感的悲剧情怀。

       从审美的角度看,人生常常被视为一场悲剧。人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开始哭泣,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痛苦和不幸。人生注定有多种磨难,充满了悲剧性。幸福只是短暂的,人生的悲剧大于喜剧。然而正是悲剧,彰显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乃至用牺牲铸造灵魂,使生命放射出灿烂的光芒。中国古代的有识之士曾经坚持真理,追求理想,至死不渝,其间所表现出来的抗争、批判和叛逆性格,突破了传统文化中庸精神的樊笼,冲击了封建专制的基础。两千多年来一直伸展着不屈的灵魂,后代在专制中的文人无不从中汲取精神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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