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放感觉的美学：美学研究的形而上学颠倒与批判之维的确立 “毫无疑问，马克思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利特 370)。这是学界所公认的，这一点当然也适用于美学研究。具体到美学领域，西方学者也承认，“在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中，美学占一席十分重要的地位”(柏拉威尔 584)。马克思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美学研究，包括理论思维、话题和范畴转换及体系建构。威廉·亚当斯曾经把马克思的美学称为“解放感觉的美学”。他认为马克思把近代以前关于美的本质探讨转向美的生成，转向艺术、社会、人生，“马克思富有成效地利用审美维度作为钥匙去想象非异化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它看起来似乎很像是某种艺术才能和审美追求的统一体。在一个有序的充满人性的世界中，劳动将是我们内在的创造力的实现，如同艺术的创造过程实现了艺术家的创造力一样”，“马克思通过把生产与创造、创造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联系起来，使经济领域负载了审美的含义与可能性”(Adams 252－53)。马克思创立了实践唯物论，声称他要创立的哲学“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 167)。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马克思完成了对哲学的形而上学颠倒一样，马克思也对美学进行了形而上学颠倒，不进行美的本质追问，而是把目光投向感觉和感性的解放。马克思早年所说的感性不仅是感性知觉或感性直观，而且是感性活动，因而是实践，这就为美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眼睛变成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变成了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而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因此，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 124)。20世纪美学出现了感性转向，“传统本体论遭到了非议：与以逻各斯为基础的存在观相抗衡，出现了一种以非逻辑的东西即以意志和快乐为根据的存在观。这股逆流也想表明其自身的逻各斯，即满足的逻辑”(马尔库塞 89)。自马克思以降，从世纪之交的尼采，到弗洛伊德、梅洛－庞蒂、马尔库塞、福柯、德勒兹、苏珊·桑塔格、伊格尔顿、舒斯特曼等人都可以纳入这个大的链条之中，他们致力于恢复美学原本具有的知觉和感觉的含义。伊格尔顿就说：“现代化时期三个最伟大的‘美学家’——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大胆开始的正是这样一项工程：马克思通过劳动的身体，尼采通过作为权力的身体，弗洛伊德通过欲望的身体来从事这项工程”(189)。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开辟了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维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在(马克思)这里被归结为交换价值的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经济活动，所有的生产关系和商品都根据它们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金钱价值来衡量”(Adams 251－52)。20世纪美学更为关注艺术和人的生存境遇，出现了美学研究的社会文化批判转向。有学者用“批判理论转向”与“语言学转向”来表述20世纪西方美学的发展历程，并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批判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宪 3)，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之所以为20世纪美学的社会文化批判转向奠定了基础，主要是因为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种种矛盾，确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批判性维度。“正是马克思，而且首要的是马克思，仍然在为我们提供批判现存社会的最尖锐的武器”(沃尔夫 2)。马克思在多方面推动了20世纪美学的社会文化批判转向，如他的异化－物化学说、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理论中经卢卡契的物化理论开启了20世纪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批判；马克思早年对感性的推崇启迪了马尔库塞的新感性，呼应了20世纪美学对感性的重视；马克思的自然观影响了20世纪的生态批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激励人们研究20世纪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启发了哲学、社会学以及美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从正反两方面预示了本雅明、马歇雷等人的艺术生产理论和列斐伏尔、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意象结构分析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等。自20世纪20年代始，卢卡契等人逐步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的关注转移到社会文化和上层建筑，“美学成了将方法实际加以运用的实质性领域——或者更广义地说成了文化领域的上层建筑”(安德森 96)。 马克思对20世纪美学社会文化批判转向的影响还在于历史的研究方法，即对意识、概念发生的历史条件或社会事件动力因素的分析。尤金·伦恩(Eugene Lunn)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文化毫不含糊的富于穿透力的历史批评，以及强大的辩证分析方法”(Lunn 3)。詹姆逊曾经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作了如下分析：“内容通过自身的内部逻辑生发出一些范畴，它根据这些范畴在某种形式结构中组织自己，并因此得到最好的研究。在它生发这些范畴所用的方式中，最令人瞩目的模式也许就是马克思的经济研究所提供给我们的那种模式。在这一研究中，他不得不创造适当的研究范畴，而同时又用历史的理由来证明这些范畴的恰当。因此，《资本论》的开头一章，由于确立了关于商品的思想范畴，描述了它既反映又试图理解的商品观念和那种商品生产实际之间的关系，所以它典型地表明了辩证思维范畴永无休止的生发和分解”(284)。也就是说，马克思的辩证思维具有双重的历史性，即不仅把它所研究的现象本身看作是历史的，还要把反映这些现象的概念解冻，把后者的不变性也视为历史现象。例如，意识形态批判已经成为社会文化批判的基本模式之一。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一方面代表了一个阶级看待自己处境和认识社会问题的结构性视野或局限。马克思在分析路易·波拿巴雾月政变时期小资产阶级的表现时说，“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超出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做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做出的决定”(马克思，“路易·波拿巴”152)。另一方面，马克思还认为意识形态的形成和社会分工、劳动分工也有关系，“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产生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马克思 恩格斯 36)。国家、法律等正是由于分工导致的意识抽象，“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带有政治形式。由此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法律是以意志为基础的，而且是以脱离现实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马克思 恩格斯 70－71)。既然意识形态是物质和意识镜像关系的歪曲表征，那么意识形态自然也包含了部分真实。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甚至认为意识形态包含部分真实，流通领域中的自由交换掩盖了生产关系中的剥削和不平等，导致平等、自由一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生。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真实仍然是有限的，因为“这种真实来自于对表面现象的特殊的强调。只要它们的限制都是未被认识到的，它们就是对全部事实的歪曲，特别是对这种情形中的动力因素的歪曲”(奥尔曼，“异化” 281)。在20世纪美学的社会文化批判转向中，马克思所开辟的批判传统不仅在观念层面，而且在方法论层面都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