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哲学方法上论证了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规律的研究和把握，全面阐述了邓小平研究并解决中国现代化的规律系统，即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这三个层次的规律问题，从而把“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融为一体，使中国式的现代化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充满活力的形态。作者认为，邓小平的这一贡献，丰富和发展了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理论，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纪元。 现代化的规律是发展的。据此，邓小平研究并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规律系统，即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这三个层次的规律问题，把“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融为一体，使中国式的现代化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充满活力的形态，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理论，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纪元。 一、关于研究中国现代化的方法问题 在如何看待中国的现代化这件“事情”上，从50～60年代起，就出现过（至今也还存在着）两种错误的思潮。一是，一些人把中国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他们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主张把资本主义的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邓小平说，这种思潮“忘记了事物的本质”，“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①。二是，把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说成是精神的东西，是其主导的方面，导致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特别是在“四人帮”猖獗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长期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退到次要地位。邓小平指出：“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② 深入揣摩邓小平对上面两种错误思潮的批判，可以发现，其中蕴含了一个如何观察和分析中国现代化这一“具体事物”的哲学方法问题。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谈到“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时，曾经指出过的，“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他又说，“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③毛泽东阐明并倡导的这一研究事物的原理告诉人们：任何事物，都有一般与个别两方面及其联结的问题；同时，对于复杂的事物来说，又有个普遍、特殊、个别的多层次关系问题。这一研究事物的原理，也是邓小平观察和分析中国现代化问题所遵循的科学方法。 邓小平之所以说把中国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是“忘记了事物的本质”，“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是因为，现代化是一个一般、特殊、个别相统一的矛盾巨系统，而且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矛盾巨系统，中国的现代化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具有不同的特殊本质，具有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现代化只是“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只是以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一种道路、方式和途径。资本主义现代化，有其共性，在资本主义各国又有其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现代”社会的“一般”就作过阐述④。然而，尽管资本主义创造了古代社会无法比拟的现代文明，但是，它却存在着明显的“恶”。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9世纪中叶便深切地关注着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这个矛盾性问题。马克思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⑤资本主义方式的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是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现今的一切贫苦灾难，完全是由于已不适合于时间条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⑥。同时，他们指出，现代大工业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发展为强烈的对立，“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⑦，“用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办法来彻底铲除这一切贫困的手段已经具备”⑧。他们指出，“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⑨因而，资本主义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无须等待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进行革命斗争以争取社会主义的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德国革命的进程时预期：德国无产阶级在进行民主革命中，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逐步建立公有制，并利用它大力发展生产力。1877年至1882年，马克思在谈到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时，根据对俄国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分析，也曾设想俄国公社“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思想，给后人提供了重大的理论启迪。其意义正在于超越传统的现代化模式，预示着无产阶级干现代化方式的诞生。而尔后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如果说“俄国的十月革命道路”是它的第一个创造性的回应，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它的顺理成章的续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