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深层次原因，主要在于当时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不能单纯从其思想理论本身去寻找。毛泽东晚年在哲学理论上基本是正确的，但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则存在着正确与错误交织的情况，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就更为复杂。这是由总体上的探索性、实践观念创立上的不完备性以及实践上的片面性造成的。研究这个问题应当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关键词 毛泽东晚年失误原因 社会物质生活 理论与实践 研究方法 近年来，关于晚年毛泽东理论与实践活动问题的研究，一直是毛泽东研究领域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国内学术界结合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等诸多学科的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成果是显著的。但是，也应看到，这个研究还是初步的，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它与现实的密切相关性，研究中的难点颇多，在许多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甚至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本文拟就毛泽东晚年失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作初步探讨，并对研究中提出的某些观点作些辩证，以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深层原因到底应当到哪里去寻找 在对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活动的研究中，最难也是最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莫过于剖析其失误的原因。这是因为，只有真正弄清了这一问题，才能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避免今后工作中再犯类似的错误，以便更好地探索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对毛泽东晚年失误原因的探讨中，大部分学者都能够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比如有人认为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动因；有人则主张对处理突然事变的失误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动因；有的则主张对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原因，应从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这些观点虽然还有待于进一步推敲，但探讨问题的基本思路还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并不怎么客观，有的甚至得出相当偏颇的结论。比如有的人主张“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深层原因应从其思想理论本身中去找”，“如果说，毛泽东三次探索中提出的正确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其深层原因在于他的正确的哲学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那么，他在晚年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的思想根子也深藏于他的错误的哲学思路和社会主义思路之中”①。笔者认为，他们研究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和方法是值得思考的。只要我们稍稍留意唯物史观关于研究历史人物的基本观点，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恩格斯明确表达了唯物史现在这个问题上的鲜明态度：“一切重要的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②。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恩格斯既批判了旧唯物主义“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的不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又批判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的唯心主义做法，但又充分肯定了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的历史辩证法观点，并赋予其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从而得出了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是社会的物质生活的科学结论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观点清楚地表明，探讨社会历史活动中取得成功或出现失误的终极原因，唯一正确的方法是深入分析和研究历史人物赖以生存和活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切不可仅仅停留于历史人物动机的圈子里打转转。对于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深层原因的研究也应如此。因为我们认为，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深层原因只能到中国现当代历史中去寻找，而不能到毛泽东晚年的理论本身中转圈圈，否则，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认为“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深层原因应从其思想理论本身中去找”的观点，在总体思路上明显地违背了上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具体研究中则表现为两种缺陷：一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否认了毛泽东晚年理论形成的根源及其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二是割裂了毛泽东晚年理论的形成和变化发展与整个社会心理以及其他有关重要历史人物的关系。这两个方面都有碍于对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活动作出客观公平的评价，更不可能找到其失误的深层原因。由于他们采取了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实现自己提出的任务，而且在事实上也很难作出较严密的逻辑论证。因此，只得采取举例论证的归纳方法。一是通过对1958年毛泽东与李达关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争论这一事例的分析来证明毛泽东晚年存在着错误的哲学思路；二是通过对1962年8月毛泽东指示陶铸、王任重代中央起草关于“包产到户”的决定，而在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却将“包产到户”斥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事例的分析来证明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观上也存在错误的思路。这里且不说通过两个例子是否就能象他们所说的那样“生动地说明”和归纳出他们所主张的观点，只要稍加分析就会看出，仅仅就两个例子本身来说也难以自圆其说。就第一个例子来说，毛泽东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讲人有主观能动性，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并主张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这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绝不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而作出的一个逻辑严密的哲学判断，而是在“大跃进”那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出于最大限度地激发和保护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这样一个动机和需要而采取的工作思路。毛泽东历来反对给群众泼冷水，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之所以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而社会主义建设要想取得胜利也必须充分发挥这种能动性。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就是这个意思。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毛泽东绝没有从哲学的高度上肯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即便是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这个口号对当时经济建设的作用，也决不能由此就说毛泽东在哲学上已经形成了一系列错误的思路，更不能得出这条错误的思路是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深层原因的结论。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才使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赞扬这个口号。况且毛泽东提出这一观点，只是在与李达的谈话中，既没有就此发表哲学文章，也没有做详细的哲学论证，在随后的实践中也很快就废除了这一口号，代之以对“实事求是”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强调，怎么能由此而推出毛泽东形成了一条错误的哲学思路呢？就第二个例子来说，毛泽东始则主张搞“包产到户”，继而又反对搞“包产到户”，这确实表现了在社会主义观上的动摇。但这个事例也不足以证明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深层原因在于其社会主义观上的错误思路，反而恰好说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观上的动摇正在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正是由于这种影响，才使毛泽东在对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了曲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