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著、周抗先生为之作序的《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和1991年先后出版。两书全面地考察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真实、客观地评述了毛泽东一生。 《毛泽东与近代中国》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以国情分析为逻辑起点，就“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展开论析。全书以“哲学论”作为终结。对毛泽东这一时期所取得的历史伟绩，理论界虽已作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但作者的新贡献是提出并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从而弥补了过去研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缺陷。 长期以来，人们把“新民主主义理论”等同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几成习惯。实际上，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后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中，已论述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的社会改造和社会建设。历史逻辑也必然是：既然革命是新民主主义的，那么，这个革命获得之后所建立的社会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毛泽东在理论上虽已承认应有这样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但在以后的实践中他却急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导致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某些失误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作者因而认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一说，“很难说有错”。我感到，作者这一研究成果十分重要。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要经历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符合历史辩证法的正确结论。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用作者话说，旨在“尽可能客观地总结毛泽东领导党与人民建立与建设当代中国的经验与教训”。全书以“实践与哲学”作终结。该书各章所论题目都颇能引起读者兴趣，如“赶超战略的教训”，“商品经济的困惑”，“个人崇拜与大民主”，“主要矛盾迷误”，“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失误”等；而且对所论有精辟的、独到的见解，难怪此书出版后一再重印。 由于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特别是晚年犯有严重的错误，因此中外学者对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评价歧见迭出。毛泽东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是矛盾的两重性人物。诚如作者所分析的那样，这一时期有“两个”毛泽东。由于“文革”的严重错误，不少人对毛泽东的某一侧面比较了解，而对另一侧面则不大了解。作者通过丰富、翔实的历史文献的引证以及辩证、缜密的分析，真实、客观地评述毛泽东的功过得失，纠正了对毛泽东认识的片面性。作者无疑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具有相当难度且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但又游刃有余地出色地完成了这个科研，说明了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及学术研究功底都已臻一个新的境界。 例如，该书分析评价了毛泽东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的三个阶段：经历了一个从接近现实到走向空想，又返回现实这样一个过程。1957年，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在我国已经“建立”，但还没有“建成”。1958年却作出了“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的结论，陷入了急性的“空想”。1959年，毛泽东又提出了我国现在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一正确的观点。 该书即使对“党内资产阶级”这一错误理论，也是采取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态度，并梳理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脉络。作者认为，这一理论的形成，有两条线路。一条是“下线路”，一条是“上线路”。 “下线路”的轨迹是：官僚主义者——既得利益集团——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党内资产阶级。这是一个从正确地概括社会现象出发却错误地逐步地走向了政治理论谬误的历史与逻辑的复杂进程。 “上线路”的轨迹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内民主派——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资产阶级。这条线路的每一阶段的认识或概括都是错误的。作者并且指出：在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时，我们既要坚决否定“党内资产阶级”理论，又不能忘记清除党内与干部队伍内的腐败现象；我们今天既要反腐败，又决不可重蹈“走资派”理论的覆辙。 对于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所出现的正确与错误的矛盾状况，作者给予了细腻而深刻的哲学探因。此期间，毛泽东的主观世界中存在两条哲学思路。一条是从实际出发，从解决具体矛盾出发，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努力克服盲目性，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另一条思路是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其特点是从原则出发，夸大主观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夸大矛盾的不平衡性与矛盾的斗争性，甚至企图通过暴风急雨似的政治斗争来达到社会改造的目的。这两种对立的哲学思路在毛泽东脑海中交叉地发生作用，因此有的时候在正确中隐藏着不正确的方面，有的时候在错误中包含着正确的内容，并导致中国的发展呈现出时进时退，时而顺利时而挫折甚至全局长期内乱的状况。这种建立于史料充分基础上的贴切分析，令人折服。 作者进一步分析，即使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口号下，也会出现不同的后果：或进步，或因偏向谬误而后退。其中的经验教训有五：一是“实际”的片面性，二是社会思潮的偏执性，三是社会科学理论的滞后性，四是理论作用与实践作用的双向性或交互性，五是实际与实践之间也有矛盾性。作者就此提出，要科学地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必须坚持六个要点五重结合。这种对历史的哲学思考所获得的理性认识，苦心孤诣，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