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它指出：归根到底，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同时也肯定了杰出个人对历史进程所起到的重大的作用。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们，都在各自的著作中反复重申了这一理论。然而很多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包括毛泽东在内）都没能在实践中完全处理好个人与集体、领袖与人民的关系，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弊病，有的甚至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对上述课题进行了理论上的再认识和实践上的探索。邓小平关于正确地评价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论述，成为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重要的哲学武器之一。 一、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课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民都面临着对“文化大革命”，以至对建国以后的历史进行反思，实现思想和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的任务。邓小平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恰如其分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批判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错误倾向。 首先，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反潮流的伟大勇气，否定了“两个凡是”的观点，纠正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林彪等人从60年代就开始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毛泽东虽然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表示，“四个伟大”很讨嫌，并在庐山会议上批判了“天才论”，向全党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问题，粉碎他们篡党篡权的阴谋。但另一方面，他又说个人崇拜还是要搞一点。因此直到“四人帮”垮台后，在中国的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风气仍是很浓厚的。当时中国的上空笼罩着“万马齐暗”的沉闷空气，不破除这种局面，中国的现代化就寸步难行。 1978年，邓小平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勇敢地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页。以下引文出自此书者只注卷数、页数）邓小平讲出了当时谁也不敢讲的话——毛泽东有错误。他还明确指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同上）他支持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使人们了解到，即使是伟大领袖的言行也不等于就是真理。邓小平在批判个人崇拜的同时，重申了毛泽东曾多次强调过的关于“领袖和群众关系”的正确观点。他说：“毛泽东思想历来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人民。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多次反对对他本人的一些不适当不科学的评价，经常教育我们正确理解人民与领导人或领袖的关系。”（第2卷第40页）邓小平的上述论述，是在党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党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的必要前提，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说，实在是有着荜路蓝缕之功。 几乎就在一些人固守“两个凡是”的教条的同时，另有少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否定毛泽东的功绩，贬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一部分带着矫枉过正情绪的人也随声附合，一时间在党内外群众的思想上造成了混乱。邓小平牢牢把握住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武器，恰如其分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捍卫了毛泽东在党的历史和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邓小平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第2卷第303页）为了在全党统一思想，他亲自主持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他为《决议》制定的三条中心思想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甚至说，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写或写不好，“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第2卷第257、255、263页）。 这种对毛泽东的客观科学的分析和评价，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绝大多数人中，很快就得到了认同，成为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有效的思想武器。当前苏联以否定斯大林为开端，继而演变并解体的事件发生后，谁也不能不承认，邓小平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正确评价，是极其英明和富有远见的。 二、正确估价个人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是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根据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在总结党的“左”的错误的历史教训时，曾经提出了“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公式。他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提出，“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这不仅有利于团结犯了错误又愿意改正的同志一道工作，也有利于避免错误的重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建设理论的一个发展，从哲学上说，是基于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唯物主义的认识。 50年代中，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时，片面强调个人品质方面的原因。南斯拉夫党的领导人铁托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做法“错误地把整个事情当作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不是当作一个制度的问题。而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个制度的产物。”（《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评论》第17页）我们党当时没有这样清醒的认识。虽然毛泽东也曾经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那样的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他并没有把党的制度建设，提到一个应有的高度，结果未能在中国避免重犯破坏党内民主和个人崇拜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