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建国以后直到晚年，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发生了四次大的转折和跳跃。本文从经济的与政治的，历史的与社会的，国际的与国内的，哲学的与心理的多维角度，深入分析了这种转折的表现及原因，透视了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变化脉络。 毛泽东一生的伟大历史功绩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为中国无产阶级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由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道路；二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为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由新民主主义阶段再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社会发展道路。毛泽东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探索，开始于20年代，受考验于30年代，在30年代后期开始被全党所接受。毛泽东对分两步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开始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著作中已经看到了毛泽东的整本设想；完成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论联合政府》中已经看到了毛泽东的完整方案。总之，毛泽东从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先是解决夺取政权的问题，后是解决取得政权后的国家建设问题，前呼后应，层次分明，按照历史的和辩证的逻辑，采取了一以贯之的线性发展形式。但是，进入五十年代，毛泽东的思维路线出现了明显的跳跃和断层；当断层出现后，也会有一定的“修复”，但每次“修复”过后，又会有一个更大的跳跃和断层出现，一直到在中国的大地上演出“文化大革命”的一幕。所以，建国以后毛泽东个人思想基本上呈现为一个非线性的发展状态。这个非线性发展时期，从50年代初开始，到70年代他逝世为止，经历了近三十年。在这近三十年内，毛泽东个人思想中较小的转折不算，仅大的转折和跳跃就发生了四次。 第一次大转折是发生在建国初期。这次转折是毛泽东本人否定了由他自己提出、并经他反复论证的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必须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的设想。 毛泽东一贯主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只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建立起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其“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其“政体——民主集中制”①，其经济基础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份，这些就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②有新民主主义国体，有新民主主义政体，有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这应该说是一个完整的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框架。1950年他还在多次的讲话中批评一些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急躁情绪：“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③社会主义改造“还在很远的将来”，“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④薄一波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党在立国之初，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是真心实意的”。⑤可是毛泽东在1953年修改《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却认为“新民主主义”不是一个在政权更迭之后而出现的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而仅仅是一个政权更迭的过程，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政权的获得，就已经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的开始。他写道：“我们说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⑥在这里，由毛泽东本人亲自论证的新民主义的国体、新民主主义的政体、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都不见了，既然从1919年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而是建立一个纯碎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就值得怀疑了。这和毛泽东过去一贯的思想相比，明显地发生了一个大的跳跃并出现了明显的断层。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革命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毛泽东历来都反对把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的作法，反对李立三等人“毕其功于一役”的“左”倾主义论调。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50年代初突然间又否定有一个新民主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的存在，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日，就是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结束之时，也是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开始之时呢？毛泽东的个人思想之所以在五十年代初期会有一个大的跳跃和断层，这里既有客观的原因，又有主观认识上的原因，而在主观认识上，既受到党在当时的理论水平的限制，又受到毛泽东本人在认识问题上的个人特点的影响。如果归纳起来，其原因大概有以下五点： 第一，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承担的历史使命开始发生变化，导致毛泽东在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上也发生一定的变化。在抗日战争时期，掌握着全国政权的是国民党，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维护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并在抗战胜利后共同建立一个民主、繁荣的新中国。所以，毛泽东当时花很大的气力，来论证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与孙中山阐述的新三民主义的一致性，力图证明共产党要建立的共和国只是一个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上才坚持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共产党取得了执政党地位，并掌握了全国的政权。逃到台湾省的国民党政府加盟于以美国为首的遏制共产主义运动的西方联盟，而拥有全国政权的共产党政府则加盟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任务不是要证明自己的最低纲领和国民党的新三民主义的一致性，而是要力图证明新民主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一致性，证明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方向，证明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质。 第二，当时苏联的国际地位，以及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党和它的领袖斯大林的特殊关系，是导致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发生转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苏联是当时唯一可以帮助中国的大国；在未来新中国的建设中，社会主义苏联是唯一可以模拟的对象；而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以及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形成的特殊关系，使得毛泽东不得不以苏联的发展模式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参照物，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理论。他无法肯定自己在延安窑洞里设想的那一套就一定比苏联的高明，他也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说服苏联的党和斯大林相信他的这一大设想是正确的。他在1944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现在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但也不是老资本主义的，是新资本主义。1945年5月他又说：蒋介石是半法西斯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⑦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又对这个“新资本主义”的提法产生怀疑。他说，因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国民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所以，“我们的社会经济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⑧但是，1952年以后，他又把新民主主义秩序说成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把50年代初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纯粹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过渡说成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