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平衡经济理论，是一个有机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是陈云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平衡规律和按比例的规律是平衡理论的“两个基本点”，属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建设规模要适应国力，则是平衡理论中相对具体的、突出的一个“中心问题”；三者密切相关、辩证统一，构成了陈云的平衡经济理论。陈云平衡经济理论和基本要求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自觉地保持国民经济的一系列平衡关系；保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以达到有效地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目的是保证社会主义再生产顺利进行，从而取得最佳经济效益，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一、综合平衡规律 1.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平衡 “经济建设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陈云文选（1956年—1985年）》第202页。以下凡选自本书的引文注释，均只注页码）陈云同志最注重综合平衡，综合平衡理论是他的平衡理论的核心。他的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综合平衡的理论，是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实践的发展，特别是总结了1952年“一女二嫁”的“小失误”和1956年急于求成的“小冒进”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完善的，他在1957年初发表的《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著名讲话，提出了系统的综合平衡理论。 陈云同志主张，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平衡、有序、渐进的发展，必须随时注意组织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应和外汇收支四个方面的平衡。财政收支是各种经济指数的综合反映，国民经济的不平衡必然会在财政收支上有所反应；积累加消费超过了国民收入就会出现财政赤字，赤字不能解决，以发行钞票弥补，就会出现信贷不平衡，造成通贷膨胀；外汇不能平衡，形成逆差，在国际收支上就会形成负债，为了进行经济建设，资金不够，借外债是必要的，但不能单纯借外债以弥补财政赤字，那样做可以使国内财政经济的不平衡得以暂时缓解，但借了要还，利息将使国民收入外流，结果也会影响平衡；物资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民购买力和消费品的供应之间的平衡，供应紧张就会使物价波动，甚至出现黑市交易、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物资供求的平衡直接受财政信贷外汇平衡的影响，后者平衡，则前者就整体而言也会是平衡的，反之，就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以至于平衡的破坏。 为了保证综合平衡，陈云同志创造性地提出要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所谓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第202页）从短线出发搞综合平衡，“生产就可以协调，生产出来的东西就可以配套。配了套才能做大事情。”（第203页）搞短线平衡，势必指标定的低点，但却是可靠的有效的。按短线搞综合平衡，从实际出发，稳扎稳打，保持国民经济的比例协调，经济发展速度反而可以加快，这绝不是什么“消极平衡”而恰恰是切实可靠的积极平衡。 2.依国情国力维持相对紧张的平衡 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有限的国力，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平衡只能是一种比较紧张的平衡。陈云说：“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平衡大体是个紧张的平衡。建设较宽裕，民生较宽裕，我看比较困难。”（第30页）因此，我们的工作就是维持这种紧张的平衡不至于破裂。如何维持这种紧张的平衡呢？陈云说：“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第203页）搞经济建设，必须留有余地。马克思曾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过剩”乃是一种“利益”，“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26-527页）这里所说的“生产过剩”并非资本主义的那种引起经济危机的生产过剩，而是指建立必要的物资储备，使社会能够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加以调整和控制，以维持紧张的平衡。 3.国民经济在综合平衡中稳健发展 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是1956年八大确认的经济建设的方针。之后，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在不平凡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在“大跃进”时期，综合平衡思想一度被说成是“右倾保守”、“求稳怕乱”，而片面强调大干快上，加快生产速度，结果破坏了财政、信贷、物资的综合平衡，国民经济遭受重大损失。三年调整时期，陈云主持经济工作，他提出：“争取快，准备慢”（第184页）稳扎稳打的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逐步还清了外债，重新恢复了财政、信贷、物资的平衡，随之国民经济又走上了稳定协调的发展道路。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从1963年开始回升，到1965年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文革”期间，根本不讲综合平衡的比例关系，经济濒临崩溃。1978年开始“洋跃进”，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迅速增加，引进项目过多，摊子铺得过大，经济结构更加不合理，致使1979年财政赤字高达170亿元，财政预算和经济计划难以安排。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根据陈云和李先念的“六条建议”，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经过几年的调整，到1981年恢复了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的平衡，市场物价亦趋稳定。 但是，从1984年开始，我国又出现了经济过热、货币发行过多、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现象。1987年提出财政、信贷双紧方针，但又强调“软着陆”，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反而使经济过热、信贷膨胀更加严重。1988年，发生三次抢购风潮，全年零售物价指数上涨18.5%，各项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面对这种经济秩序混乱、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的现象，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到1992年，治理整顿收效，缓解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实现了“四大平衡”，我国经济重新步入稳定、平衡发展阶段，为下一步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