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为经济管理体制中如何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问题，进行较为集中的思考，主要有三次。 毛泽东第一次集中思考这个问题的结晶，反映在1942年12月他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从而形成了毛泽东在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上的基本思路，就是主张在确保中央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适当分权。这一方针和基本思想是在总结了根据地公营经济五年多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侧重点在于要在已有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建立起集中的统一领导。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发展根据地公营经济的实践是成功的。 毛泽东第二次集中思考这个问题的结晶，反映在1956年4月他所作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循着“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经验框架，把集中统一的领导看作不可动摇的根本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提出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还提出各个生产单位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毛泽东这一次思考的侧重点在于，如何改变当时在经济管理体制中突出存在的过于集中、统得过死的问题。但对于如何实行分权，实现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在当时并没有多少具体的和成功的实践经验可以供毛泽东去总结。毛泽东曾经对人谈起他自己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①在缺乏经验可供总结的情况下，只能借重于历史经验，循着以往的成功思路，从原则的高度提出了要求，指出了大致方向。然而，1956年的经济状况同1942年的经济状况，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而，当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的要向地方放权和给地方及生产单位以适当独立性的思想，在1958年付诸实践时，就很快出现了“一放就乱”，“一乱又收”的结果。 毛泽东第三次集中思考这个问题的结晶，反映在1966年3月20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杭州举行的扩大会议上，所说的一段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中央只管虚，只管政策方针，不管实，或少管点实。中央部门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②毛泽东的这段话发挥和发展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贯思想，对经济管理体制当中的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权限，都作了比以往明确的界定。即他已把经济管理体制中的权，区分为虚的和实的。虚的指政策方针，由中央管。实的指经营管理，下放给地方政府和地方的企业管理部门去管。要求在我国经济管理权限的条块关系中，变以条条为主，为以块块为主，以期改变我国在1961年以后重新加强的过于集中、统得过死的状况。同时，毛泽东的这次思考也同要落实1965年以后中央的备战部署有关。毛泽东的这段话，实际上是下达了一道再一次向地方大规模放权的指令，要求对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再搞一次大的变动。然而，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的1970年的放权实践又没有成功。 回顾毛泽东在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上的三次思考，可以看到，改变过于集中、统得过死的弊病，是毛泽东在建国以后一直想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过不懈的思考和探索，他的思想与实践、成功与挫折都已成为我们的精神财富，给我们以现实的启示。 其一，正确的思想要对实践起到切实可行的指导作用，往往要依靠对已有的实践经验进行深刻的总结，实事求是离不开解放思想和放手实践，正确有效的政策原则和指导方针往往来自于对成功实践的肯定。只有允许和鼓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③才能产生出丰富的实践经验，从而才有可能通过总结提炼上升为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在这方面，邓小平已经作出了表率。我国15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也正是这样走过来的。 其二，要解决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中过于集中，统得过死的问题，必须要把思考问题的着眼点，从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划分（即所谓“行政性分权”）的圈子里跳出来，着眼于开发企业的活力，以解放生产企业的生产力。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曾经是一个盲区，也曾经是一个禁区。改革开放十五年来，对这个问题逐步认清了，看准了，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深化了改革的措施，加大了改革的力度。从“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一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并明确了生产企业的地位不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无法建立起来。从而，终于在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这就为解决我国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指出了一条可行的新路。 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还是如同邓小平早就指出过的：“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④这就是我们研究和回顾毛泽东关于经济管理体制问题的思考的全部意义之所在。 注释： ①参见《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9页。 ②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1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