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作为毛泽东的语录在“文化大革命”中广为宣传，“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斗争哲学”受到批判，无人再敢提起。“物极必反”。在批判“斗争哲学”之后，有人主张“和的哲学”。近来，有人甚至认为：21世纪中国和世界哲学的走向是“和”，中国文化为21世纪人类提供的最大贡献，首先是一个“和”字。我们究竟应如何看待“斗”和“和”呢？应如何评价“斗争哲学”和“和的哲学”呢？我想，弄清这类问题，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有实践意义。 一、借冯友兰说起 冯友兰晚年致力于《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的著述。他实现了自己的宏愿。遗憾的是他只见到了前6卷（人民出版社出版），最后一卷即第七卷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期出版。这一卷直到他去世两年后才由香港中华书局以《中国现代哲学史》的书名印行。冯友兰在书的最后一章谈了“从中国哲学的传统看世界哲学的未来”，他认为，中国古典辩证法的特点是强调统一、和，未来世界是向着“仇必和而解”的方向发展的。为论证，他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古典辩证法加以比较。 他说：“客观辩证法有两个主要的范畴：一个是统一，一个是斗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认为，矛盾和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是把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中国古典哲学没有这样说，而是把统一放在第一位。理论上的这点差别，在实践上有重大意义。”接着，他又说：“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张载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四句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①这四句中的前三句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也同意的，但第四句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这样说了。它怎么说呢？我还没有看到现成的话可以引用。照我的推测，它可能会说：‘仇必仇到底。’”他又说：马克思、毛泽东是革命家，当然主张“仇必仇到底”。 紧接着，他讲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任何革命都是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共处的那个统一体。那个统一体破坏了，两个对立面就同归于尽，这就是“底”。新的统治者的任务就不是要破坏什么统一体，而是要维护这个新的统一体。因此，“新的矛盾统一体”代替了“旧的矛盾统一体”之后，“仇必仇到底”的路线就转到“仇必和而解”的路线上。“客观辩证法的两个对立矛盾统一的局面，就是一个‘和’字”。“‘仇必和而解’就是客观的辩证法。不管人们的意愿如何，现代的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是照着这个客观辩证法发展的。”③最后，他说：“人是最聪明的，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④ “‘仇必和而解’就是客观的辩证法”，这是冯友兰对张载“仇必和而解”的一种新的解释和评价，是对自己原有观点的重大修正。在60年代初，他认为，张载、王夫之虽然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但没有认识到辩证法的根本点，那就是对立面的斗争。他们的“仇必和而解”是“阶级调和的反辩证法的理论”⑤这种评价在那时十分流行，并非是冯友兰一个人独有的。在今天，有许多人仍持这种观点。如张岱年在专为《张载集》写的《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一文中说：张载看到了对立面的斗争，却认为一切斗争都必归于和解。“这表现了他的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⑥冯友兰在经历了二十多年风风雨雨之后改变了自己原有的见解。我想，他的这种新的解释和评价是同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和评价相关联的。 冯友兰晚年肯定“仇必和而解”的思想在我国哲学界有一定影响。阿来认为，“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和”后面，还有一个道德基础，那就是仁。仁是人类共同的道德基础。中国文化是以“仁为体，和为用”。而西方文化缺乏和的精神。它只有强加于人的精神。他的结论是：中国文化在观念和价值上对21世纪人类所能提供的最大贡献首先是一个“和”字，是“以仁为体，和为用。”⑦ 今年《哲学研究》第5期发表的郑国谦的《关于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一文，直接引用了冯友兰有关“和”的话，并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以统一体的存在为前提，“其基本规律只能是以和为本。这就导致了调和哲学”。“世界要维持发展，人与环境所组成的统一体不能破坏，所以发展变化的规律只能是以和为本的辩证法。”该文又说：“世界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都体现着以和为本的辩证法。” 笔者感到：“和的哲学”正在中国哲学界悄然兴起。“和的哲学”是对“斗争哲学”的一种回应。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种思潮。 二、毛泽东讲“斗争哲学” “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把“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当作毛泽东语录加以引用，其实，它并非毛泽东所言。它不过是毛泽东借用爱国将领邓宝珊的话。毛泽东曾在中共的两次重要会议上讲到“共产党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第一次是在中共七大。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报告，在讲到党的独立自主路线和对国民党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时说：“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有人说我们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珊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就是斗争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放弃斗争，只要团结，或者不注重斗争，马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当，不起劲，这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邓宝珊(1896-1968)是同盟会会员。抗日战争时期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守榆林。三十年代，唯物辩证法思潮席卷全国，成了全国哲学界主潮流。受影响，邓宝珊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1939年，他路过延安。毛泽东同他进行了长谈。谈话中，他对毛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此话给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认为，邓宝珊的说法是正确的。故他在“七大”讲话中肯定“斗争哲学”的提法。毛泽东的这一讲话一直没有公开过，所以在此后“斗争哲学”无人提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