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小平分别是我党两代集体领导的核心，同时又是本世纪有着巨大国际影响的两个“世界级”的伟人。邓小平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事业。他们对现当代中国的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致于不了解毛泽东和邓小平，就不可能读懂中国大半个世纪的历史。稍稍了解这两位政治巨星的人们，很快就注意到了他们有着不同的领袖魅力和个性特征。本文无意全面比较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人思想之异同，仅就他们之间的思维差异谈点粗浅之见。 一、毛、邓在哲学思想方法上的差异 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一切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基础。毛泽东与邓小平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在具体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自然也有其哲学思想方法上的根源。 众所周知，矛盾分析法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毛泽东与邓小平都把它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哲学思想方法，都论述了事物的矛盾和同一，然而不同的是，毛泽东一生十分推崇矛盾斗争性的作用，而邓小平则十分强调矛盾同一性的作用。 这个微妙的差别可能与他们各自独特的性格有关。毛的一生都具有“矛”的性格，即富于挑战、进攻，有一种无坚不摧的气魄。这就是他在早年就已有之的“与大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乐斗品格。 到了晚年，他的这种乐斗品格表现得尤其突出，甚至把矛盾斗争性的重要地位提升到一个不应有的高度，片面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等等。这还不够，他甚至多次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他把矛盾斗争性的绝对性绝对化，而对矛盾同一性的作用则表现出相对的漠视。 邓小平则十分强调矛盾的同一性。从邓的一生经历中，不难看出他具有“盾”的那种坚韧不拔、以守为攻的品格。邓小平自己说，他求学法国期间，由于年龄最小，“连发言权都没有”。（参见《我的父亲邓小平》第77页）这必然造成邓小平从小就善于观察、倾听、收集、吸收和综合不同方面的意见。这种“盾”的性格使邓小平在哲学思维上更偏重于“求同存异”，在处理国际国内的问题上，更重视抓住各方的共同点。这不仅表现在“一国两制”的奇思妙想中，更突出地表现在对西方国家的开放政策中。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新路线，从根本上表现出了不同于毛泽东的新的哲学思维方法，即不再坚持对任何事物都采取一种先用敏锐的政治嗅觉找出其对立因素，再弃之一劳而划地为牢的方式，而是着眼于不同事物之间的贯通与转化，着眼于主客体之间的同一性，尽可能地找出对立面中于我有用的东西，化腐朽为神奇。“猫论”就是抓住了“捉老鼠”这一“同一性”，可以称得上是利用矛盾同一性的范例。 当然，我们也应充分注意到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哲学思想方法上的这种差异，更主要的还是由于不同时代在客观条件上的差异所致。在毛泽东作为党的集体领导核心的时期，大部分时间处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形势之下。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夺取政权以及用武力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因此，毛泽东更强调矛盾的斗争性也容易为人所接受。而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时，全世界正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国内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科学技术，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更注重寻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矛盾对立面的同一性。不同的思维方法适应了不同的时代需要，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克服种种曲折，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毛、邓在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认识上的差异 由于毛泽东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因而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双方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凡是姓“资”的东西，社会主义都不能容忍。 首先，在生产关系上，毛泽东把公有制与私有制作为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准。这就导致他进一步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社会主义就越纯，并率先在农村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这一共产主义雏型模式，试图在所有制变革上再来一次“农村包围城市”。所以，毛对城市中遗留下来的“私有”成份持的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态度，是一种暂时容忍的策略。相反，毛对生产力标准问题却相对忽略，因为它是带“共性”、“同一性”的东西，不能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所以，只要坚持了公有制就是抓住了根本，即使搞“穷过渡”也在所不惜。 其次，在经济模式上，虽然毛对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作用有过一些科学的论述，但由于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所以毛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与之对立的产品经济、计划经济。在毛看来，这是由于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的，私有制决定的只能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公有制决定的只能是产品经济、计划经济。而且认为后者克服了前者的缺陷，是社会主义生产力能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在分配制度上，毛泽东不仅不能容忍资本主义“按资分配”，甚至对“按劳分配”也极不满意。在毛看来，“按劳分配”不符合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同时还带有资本主义色彩，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所以意欲限制或废除之。在全国解放后，他一直对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情有独钟常大谈其优点，对按劳分配则大为不满。在晚年他曾说过“现在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1974年10月26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的谈话）他还说：“我国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转引自彭明主编《从空想到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第611）这正是过去几十年平均主义分配思想在我国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