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泽东思想不仅在所包含的内容上是十分丰富和全面的，而且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体现，作为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和客观规律的深刻揭示，作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基本经验的总结，其内含也是非常科学和正确的。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科学性恰好反映了它的深刻的本质，而且也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所取得的伟大和社会主义革命所取得的基本经验和成就中得到了确认。我们应当把毛泽东经济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从总体上和本质上去把握它的科学性，决不能因为毛泽东在有些问题上失误（甚至是严重的失误）而轻易否定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科学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我们应该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结合起来。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①《决议》的这段话讲得非常精彩，它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和态度，是客观的和公正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和态度，当然也适用于毛泽东经济思想。现实的实际情况也表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思想的一些基本方面，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仍然是有指导意义的。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毛泽东经济思想是在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向社会主义转变，并且开始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对毛泽东来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比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更为陌生和更为艰巨的事业，因为后者是根植于他多年的观察、亲身体验和研究而形成的、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性质、特征、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深刻认识，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成熟的策略思考，而前者则仅仅停留在从苏联传播过来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一般了解。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如何去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确是一个在思想上无法也来不及去进行多思考的问题。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次成功的实践，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是社会主义唯一可以采用的正确模式，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性和权威性。因此，在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可以说是别无其它选择，只能照搬苏联模式，基本上是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上去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是，正如人们现在已经看到的，苏联的模式也并不是一个真正成功的模式。虽然在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已经感觉到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病，并力图去完善它，但社会主义还在实践中，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还存在着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与此同时，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初期以及六十年代初，中国曾经先后受到世界两个超级大国在经济上的扼制和封锁，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伤害。 中国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过程中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不能不对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的思想产生某些消极的影响，也就是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变革与经济发展的思想，从其形成就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此外，毛泽东在一段时期内，主要是晚年，背弃了他自己所一再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中国国情缺乏真正的、正确的调查和了解，也容不得党内不同的意见。正是由于上述的客观历史环境和主观方面的原因，使得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出现偏差和失误，并且给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如果不是从各个具体问题的角度，而是从一个较深的层次上去分析，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经济变革与经济发展思想上的偏差和失误，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中国所处社会主义阶段的性质和特征的不正确认识。 根据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人类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中，大体要经过三个发展阶段，即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二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也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它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作基础，实行按劳分配，对国民经济实行统一的计划领导和管理，这是一种成熟形态的社会主义。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性质和特点的上述认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后，也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性质和特点的上述认识而全盘吸受苏联模式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性质和特点的上述认识应当说是天经地义的，如果不具有这种认识倒会被视为异端邪说。当然，后来的实践表明，即使是这种认识，也是同中国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不完全合适的。 问题更在于，在五十年代末期，由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毛泽东认为，不应当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不应当是社会主义万岁、集体所有制万岁、按劳分配万岁，社会主义应当为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而且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不是一个突变的过程，它是一个逐渐量变而达到质变的过程，因此，应当在社会主义阶段逐步增加共产主义因素。这样，就把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看作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一个过渡阶段，具有过渡的性质和特征。把一些应当、也只能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办的事情，试图拿到社会主义阶段去做，从而混淆了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界限。这正是在五十年代末期，在中国所刮起的席卷整个神州大地的“共产风”的总的思想认识根源。否定商品交换、否定按劳分配，各个地方竞相攀比谁搞的共产主义因素多（当时把供给制看作是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因素）；不仅要彻底消灭个体小私有制，包括农民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因为小私有制也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温床），不顾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急于实现生产资料从小集体所有向大集体所有、从集体所有向全民所有的“穷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