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制定我国在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时，专门制定了《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哲学问题的规划》。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就建立了一个自然辩证法研究组，我兼任了这个组的组长。这个组从1956 年10月起，办了一个刊物，即《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这个刊物出了十五期。1960年夏遇到要整顿和减少现有刊物的事情。它停了一段时间，到1963年8月复刊。在复刊号上登出了从俄文转译过来的坂田昌一的这篇文章。1963年11月16日，毛泽东听取聂荣臻汇报1962—1972年科技规划时讲，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划。他接着讲：“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中间停了好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现在第二期已经出了”。他问这个刊物是哪里出的。我回答了毛泽东的问题，但当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这本杂志这样的注意。回家后翻阅复刊后的那两期杂志，推断这是在刊物上发表了坂田的文章的缘故。 1964年8月23日，毛泽东接见前来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坂田时，对坂田说：“你的文章很好，我读过了”。当时我在场，就完全证实了自己的推断。坂田见了毛泽东后问我：毛泽东读了他的什么文章。我就告诉他，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上登载的他那篇《基本粒子的新概念》。第二天，毛泽东把周培源和我找到了他的卧室，从坂田昌一的文章讲起了有关自然辩证法的问题，并谈了很长的时间。那次谈话我很快就整理了一个记录，在与周培源核对之后，定了稿。这份记录当时没有打印，我自己复写了几份。 毛泽东一开头就说：“今天我找你们就是想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么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毛泽东讲：“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毛泽东又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双十条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讲了，哲学一次不要讲得太长，最多一小时就够了。多讲，越讲越糊涂。我还说，哲学要从讲堂书斋里解放出来。”毛泽东还说：“认识总是发展的。有了大望远镜，我们看到的星球就更加多了。……如果说对太阳我们搞不十分清楚，那么从太阳到地球中间的一大块地方现在也还搞不清楚。现在有了人造卫星，在这方面的认识就渐渐多起来了。” 在毛泽东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插进去提了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等概括为‘认识工具’？”毛泽东回答说：“你说的那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认识工具当中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认识就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我接着问：“哲学书里通常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但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主体不只是一个一个的人，而常常是一个集体，如我们的党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这个看法行不行？”毛泽东回答说：“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的阶级发展到自为的阶级。这时，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回答了我的两个问题后，他从天讲到地，从地讲到生物，从生物讲到人，就关于自然发展史的轮廓发表了一些想法，根本的思想是“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产生、发展与死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产生出来的。人必有死，张三是人张三必死。人类也是产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产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说的人类灭亡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人类灭亡，是指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生物发展到更高的阶段。 话题又转到物理学的新发现上来。毛泽东说：“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宙守恒，后来李政道和杨振宁说它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这样？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组成了宇宙。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世界上一切都在变，物理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 这次谈话的时间很长。我在当时没有作记录，是用心地听，只是在纸上写了备忘性质的几个字。周培源倒是作了记录。回家后我马上作了追记，整理成上面提到的那个记录，共有四千字。上面我摘录的是那些同自然辩证法比较密切的段落。 由于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了李政道、杨振宁所发现的宇宙不守恒这种物理现象，并且提出问题说，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是这样。因此就在同毛主席谈话后的那个星期天，我和一些同志在同坂田一起坐船游昆明湖时，与他讨论了质量和能量守恒的问题，并把讨论的结果向毛泽东写了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