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提出邓小平哲学为“生产力哲学”，由此出发，比较毛泽东“实践哲学”与“生产力哲学”的异同，进而比较《资本论》审视市场经济与邓小平评价市场经济判据的差异，找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成立的价值观原因，并为一系列改革举措（如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改革、“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等）提出经济学——哲学论证，这是当前研究《邓小平文选（三）》的经济学——哲学思想已取得的成绩。这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尚有一些难点疑点应予突破。其中包括： 一、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必须建立于关于经济现象的某些“哲学假定”之上。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哲学假定”之一，是“经济人”假说，由“经济人”出发，西方经济学提出和证明了关于市场手段和计划手段深层功能的一系列命题，其中包括市场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库普曼）等等，社会主义经济学当然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模式，但是，也必须有关于市场主体的“哲学假定”，否则，其理论体系就没有赖以展开的出发点。我们的研究表明，邓小平实际在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同时，已经触及了这一问题，集中表现在他关于人民群众“积极性”的一系列表述之中。仔细比较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与邓小平关于人民群众“积极性”的表述，可以发现，这同一词语表达的是并不完全相同的关于经济行为主体的价值判断。起码，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等等中对群众“积极性”的估计，与邓便不一样。由前者可以导出计划经济，由后者则只能导出市场经济。可以设想，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可望在邓的群众“积极性”概念或其变体中，找到适当的逻辑始点。它既不同于西方的“经济人”，也异于计划经济的“积极性”。 问题是，在我国，人们至今还未正式提出和论证邓小平经济学——哲学思想的这一方面。其难度较大，理论价值颇高，值得“攻关”。因为，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为经济学理论提供出发点，而且在于为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提供价值观依据和行为准则。 二、和《资本论》不同，邓小平以生产力标准为最高尺度，肯定了市场经济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价值，这一思路，提出了作为历史客体的生产力发展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在理论中妥善地处理这一问题，难度向来很大。 人及其能力的发展，人的自由，人的幸福，是不是社会进化的最终目的？如果是这样，那么，生产力标准第一又如何解释？社会生产力发展对人的自由的决定性，又如何把握？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把生产力发展作为最高尺度，离开人及其能力发展追求客体社会的总体进步，对人又有什么价值（邓讲过“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见《文选（三）》第154页）。邓小平思想真的是这种“非此即彼”吗？如果不是，那么，如何科学全面地说明社会发展与人的进步之间的彼此促成？其中，生产力标准和人道主义标准，是否就没有一二之分？ 显然，这中间存在着许多理论难关。 三、“小康”概念是来自中国大同思想传统的用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曾以此为目标之一。邓提出“小康”目标是以通俗语言，表述着深刻的经济学——哲学意义，值得深入开掘，包括把它放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上考查。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立基于中国传统的大同价值观及其植根的儒家思想吗？“小康”是不是社会主义？“小康”与台湾的“均富”模式关系如何？能不能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成当代市场经济加中国“小康”、“均富”价值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仁义”（或“儒家”）市场经济”吗？邓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含义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当代市场经济+中国仁义道德”的产物？等等，这些来自群众中的问题，应予理论上的回答。 四、“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选择是十分大胆的，应予肯定。但如何由此说明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如何正确看待所有制选择上的价值判断？ 五、如何用邓小平的经济学——哲学成果，分析评审当代西方经济学，从而使我们汲取其科学成份，弃其糟粕？ 六、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其经济——哲学反思为前提。邓小平理论也应如此。如何具体地从邓的经济学——哲学思想，逻辑地表述邓小平理论体系？ 七、人们已经提出邓的市场经济理论以国外经济学成果为源头之一，但直接的文献或逻辑证据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