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位作者为把青年毛泽东说成是由儒家伦理道德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断定青年毛泽东的“精神个人主义”观是儒家“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尽管它有“个人主义”的名称，却始终贯穿着儒家的理学精神。 对此观点，理论界已从毛泽东思想与儒家思想有着根本区别的角度予以阐明，但从青年毛泽东之“精神个人主义”观与儒家“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有何基本区别的角度予以阐明，似乎注意不够。 一 最能高度体现儒家理学精神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先秦儒家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历史人物加以理想化，作为圣王的代表。这些历史人物的人格特质，是以极高尚的道德修养蓄于内为“圣功”，施于外为“王政”。 内圣外王之学奠基于孔子。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孔子忧思其故，认定此乃人心不古所致。因而不是主张改变礼制以适合人心，而是主张改变人心以复活礼制，提出“克己复礼”的命题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是故“非礼勿视、非礼勿闻、非礼勿信、非礼勿动。”①“仁”说即是内圣（克己）与外王（复礼）的结合。 《礼记·大学篇》代表先秦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的一个综合和创新，提出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世儒家不断予以丰富发展，诸如宋明理学的心性之说，清末曾国藩的“立言、立德、立功”的思想，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反映着儒家“天下为公”、“天下归仁”的大同理想、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哲学，陶冶着一代又一代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 青年毛泽东受过儒家思想比较系统的教育和影响。从他8岁进私塾读书发蒙，到25岁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对于儒家伦理思想的了解是比较系统和深刻的。但是，同样应该指出，五四前期（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创办至1919年5月爱国运动爆发），青年毛泽东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和接受，是沿着三个思路展开的：一是正规的学校教育和自学（儒家思想发生和发展历史）、二是社会基层的思想影响和实践（社会基层贫民百姓和儒家思想的离合）、三是清末民初以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与儒家思想的矛盾斗争。青年毛泽东作为一个炽热的爱国主义者，作为一个深受湖湘文化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实践理性”思想影响的爱国主义者，三条思路的致思倾向和相互影响，必然促使他对儒家思想采取扬弃的态度和方法。如果说正统的儒家学说的学校教育，能使他加深对儒家思想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的理解；非正统的社会基层意识和实践，能使他厌恶儒家思想的等级性和虚伪性，那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则能使他当时认识到儒家思想所以难以实践的致命弱点——以群体压抑个体。上述三种思路的相继展开和相互影响，使青年毛泽东能够为光大儒家伦理思想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重视思想理论与主体实践（道德行为）之能动性的观点，而扬弃儒家道德理想。 当然，应该明确指出，青年毛泽东之“精神个人主义”理想与儒家道德理想的扬弃关系，是建立在非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因而两者具有若干基本原则的一致。主要是两点： 其一，两者都是道德决定论的唯心史观。 儒家道德理想的社会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道德决定论。从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以来，儒家有关道德起源的学说，一般都是认为人性是道德的起源，人以道德为本体和主体，因而伦理道德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改造社会，实现大同理想的根本动力。所谓“格致正诚、修齐治平”即是这一根本动力的实现过程。这一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之合理因素，就是非常重视思想理论和主体实践的能动作用。 青年毛泽东当时从儒家思想与新黑格尔主义、新康德主义伦理学的比较学习中，认定“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则表现为人的思想与道德。“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改造人类社会“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青年毛泽东的唯心史观与儒家道德理想的唯心史观，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它具有一种追求救国救民的思想真理的精神，因而含有自我否定的因素。 其二，两者都是圣贤创世的英雄史观。 儒家道德理想强调圣贤创世的英雄史观。孔子有“君子”“小人”之分，孟子有“劳心者”、“劳力者”“大我”、“小我”之说。儒家学说提出圣贤以“立言、立德、立功”为一有机整体，推动历史向前发展。这一主观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与西方资产阶级英雄史观有所不同，它含有理论与实际、道德品质和创造才能的有机结合之合理因素。 青年毛泽东同样强调圣贤创业的英雄史观。他认为唯有圣贤才能探得宇宙“大本大源”，唯有圣贤才能担负改造人类社会的历史重任。“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比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②渴望能有圣贤“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③。青年毛泽东的英雄史观同样保持儒家英雄史观的合理因素，而且具有创新性，并非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守旧性。 “精神个人主义”道德理想与儒家道德理想上述基本原则即是一致又非一致。就一致性而言，青年毛泽东当时不但无法摆脱唯心史观的束缚，反而注重儒家唯心史观的积极进取的合理因素；就非一致性而言，青年毛泽东力图将这一合理因素奠定在行之有效的新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之上，因此，“精神个人主义”理想又在众多基本原则上否定儒家道德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