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人民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晚年，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局限，理论准备不足，也由于国际国内复杂的政治形势和他的泛化阶级斗争的观点，他的人民观中存在某些非理性的因素。所谓非理性因素指的是：在有关人民问题上的某些非理性思维，感性、直观、绝对的看法。这些导致了毛泽东晚年对他正确的思想、理论的偏离。 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 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一般认为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将国内少数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也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人民属性的认识有关。人民较之于阶级，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人民的概念从内涵到外延作了科学的界定。他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毫无疑问，知识分子这个社会阶层是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的一员，问题在于，它是哪一部分人民，它是劳动人民吗？ 知识分子是不是劳动人民，本来不应当存有疑义，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动活动，向由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两部分组成，而且随着文明的发展，脑力劳动的比重将日益增大。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分子用自己的劳动即脑力劳动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同创造物质财富的工人农民一样，创造精神财富的知识分子理当属于劳动人民。可是在毛泽东晚年的人民观中，知识分子的劳动人民属性并非是确凿无疑的。1956年1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宣布，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页）。毛泽东也到会并作了讲话，他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一时期他的著作、讲话，谈到知识分子问题的地方不少，没有采用过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合乎实际的提法，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恢复1956年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周恩来的这篇讲话，当时中央意见不尽一致，周恩来特地征询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竟没有说话”（《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90页）。 毛泽东晚年人民观中关于知识分子的非理性因素，集中体现在他对知识分子的劳动人民属性持保留态度这一点上。这与他的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存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有密切关系。他认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政治上处在一种中间状态，虽然经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贯彻落实，广大知识分子仍然属于有剥削阶级思想的那一部分人民。从人民概念的角度，他的看法是清醒而明智的。他说，只要知识分子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爱社会主义国家，愿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不能强迫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从知识分子还不属于劳动人民的认识出发，他又认为知识分子立场不稳，一遇风浪即动摇暖昧，与工人农民的坚定明朗大不相同。到1957年春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惯于和易于表达见解的职业特点，使得他们的表现似乎很契合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动摇性的分析，反右派斗争发生扩大化的错误也就不奇怪了。 胡乔木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中指出，“左”倾错误使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伴随着这两个“纯洁”，在人民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将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纯洁为纯粹的劳动人民，即人民等于劳动人民这样一个过程。 众所周知，划分阶级的标准是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及其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而判定人民的主要依据是政治态度。与“人民”对应的范畴是“敌人”。人民的概念因其宽泛而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环境中更是如此，人民往往被简化为劳动人民成了革命的同义语。既然知识分子不属于劳动人民，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便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滑下去”，由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敌我矛盾，如右派。第二种选择是“升上来”，通过教育、改造、转化为劳动人民。教育、改造的途径就是工农化，不但要求知识分子改变世界观，也要求他们改变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知识分子工农化，某种程度上讲，就是纯洁人民概念的过程。应该说明，毛泽东经常强调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的有关论述对于知识分子深入社会实际，更好地用自己所学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同时克服自身弱点，具有无可否认的积极意义。在这里，“工农化”和“与工农相结合”无论在语义上还是政治操作上都是有区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