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研究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的著作出了近十种，各有侧重，各具千秋，但最有学术理论价值的，首推王兴国、李吉著《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轨迹》。该书吸收了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更是作者十多年来研究青年毛泽东思想的“阶段性小结”。两位作者都参与了《毛泽东早期文稿》、《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集》（未出版）的编辑工作，系统地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又经历长年苦心研究，颇有独特见解。 该书从文化、哲学、伦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政治、建党、工人运动、农民革命、国共合作、妇女解放、地方自治、宣传舆论、法律、教育、经济思想等方面，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轨迹、理论渊源，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这十五个方面贯穿两个问题：一为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二为毛泽东思想的萌芽。这两个问题是青年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难点，也是理论界研究青年毛泽东的分歧点。 一、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 本书作者的观点是“过程论”。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人们世界观的转变也是一个逐步变化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从个别观点到基本观点，知行统一的过程。青年毛泽东对待中西文化素来抱有独立思考、批判继承创新的态度。由于毛泽东具有批判继承和创新的文化观，又以爱国求真为动力，不断洗刷唯心精神，终于由“观念造成文明”转向了唯物史观。 世界观决定政治思想。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与政治思想，大体上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从1910年下半年至1920年春夏，是唯心史观居于主导地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治观形成和发展时期。从1920年夏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政治观形成和发展期。 本书作者认为，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是由唯心论、心物二元论，再转向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四个阶段。唯心论的最初表现是“无我论”，然后是“唯我论”、赞扬“心之力”。在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8月第一次去北京前，是“心物二元论”。从1918年下半年至1919年12月，是由心物二元论，转向唯物论。1919年12月至1920年冬又由唯物论发展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者还以“从‘大本大源’到经济基础”，“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圣贤史观到群众史观”为题，具体剖析了青年毛泽东由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的思想历程。我觉得这种概括，是符合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规律的。 随着世界观的变化，青年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也在变化。本书作者认为，青年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经历了崇拜康梁的君主立宪到参加辛亥革命反对帝制，从政治革命到思想革命，从无政府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历程。作者认为从毛泽东进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到1915年《新青年》出版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开始阶段，是他的政治思想初步形成的时期。这时期，他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思想影响比较深，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除康、梁影响外，更多的是来源于杨昌济的改良主义思想，另有严复的观点。作者认为，辛亥革命前后的毛泽东没有出现崇拜孙中山的阶段，而是从崇拜康梁一跃而变为崇拜胡适与陈独秀。现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也证实这个观点。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跳跃？作者没有回答。从1915年下半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仍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有一个与前期不同的特点，就是强调个性解放，反对国家主义。在主编《湘江评论》时，思想主流是无政府主义，同时也有实用主义等等。毛泽东在“五四”以前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办法”，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则是1920年夏天的事了。 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时间，理论界曾有争论。争论的导火线，是毛泽东回忆他读了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阶级斗争》、柯普卡著《社会主义史》，使他的世界观起了变化，他说“到了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这三本书的中译本的出版均在1920年8月以后。况且在1920年下半年，毛泽东还领导了湖南自治运动，提出了“湖南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因此，许多学者对“1920年夏天”说产生了怀疑。本书作者认为“不要把这三本书与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时间过于直接地、机械地联系在一起”。理由是：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是否定暴力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著作；柯普卡的《社会主义史》是否定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著作。毛泽东从这两本书里可以得到西欧各国社会主义流派发展情况的素材，可以获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通俗知识，获得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但是对于他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承认唯物史观——衡量世界观转变的标尺，并无帮助。这个见解，解决了人们争论中的一个症结。 《共产党宣言》对毛泽东世界观转变产生了直接影响，但不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本书作者认为：毛泽东接触和了解《共产党宣言》的时间，“可能比第二次去北京时间还早。”作者列举了《共产党宣言》在1920年3月前译介的情况，说明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讨论他们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之前，他完全可以读到《共产党宣言》的各种摘译本。 如前所述，对于1920年夏天的毛泽东来说，关系到世界观转变的，不是知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而是他是否摆脱无政府主义影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道路。他在《湘江评论》里介绍了苏俄十月革命和西欧工人运动情况，对《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也作过一些颇具慧眼的议论，但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无政府主义，是“无血革命”，赞扬“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表明此时的毛泽东无政府主义观点比马克思主义成份还多、还厚实。直到1920年3月，《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毛泽东才开始放弃无政府主义否定国家的思想。本书作者很重视这篇著作，曾三次论述它在毛泽东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决裂中的地位和作用。 对毛泽东世界观转变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实践。在湖南自治运动中，毛泽东创办了长沙文化书社，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撰写了系列文章，宣传湖南人民自治，主张人民直接参政；承认“在相当环境相当条件之下，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有时机，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可以获得“彻底的总革命”胜利。这说明，他在理论上，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完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则是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在惨痛的教训中，青年毛泽东认识到，在中国任何政治改良道路都行不通；无政府主义“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做不到”，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是可以预计效果的。就在这时，他开始以马克思主义观察国家的命运，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他的革命实践，从事工人运动、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这样，才能说他在理论上和行动上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