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4)02-0107-05 “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1]18毛泽东在1925年《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时这样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和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共产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毛泽东也是在这一时期成长为共产主义者，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共产主义观。他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和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上，把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区分开来，认为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一、共产主义是一种思想体系 共产主义是一种思想体系，即是说它是一套科学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时期的指导思想，是一种崇高的人生价值观。 1.共产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理论方法。首先，共产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之所以是科学，是因为它建立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基础上。在毛泽东看来，“五四”以后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之所以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之所以被认可作为看待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观点和解决中国前途问题的根本方法，正是因为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使得“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2]1468。建立在历史唯物论基础上的阶级社会观告诉我们：“社会分裂成为许多阶级，这样的社会，叫做阶级社会。这样的阶级社会，既区别于人类历史上分裂为阶级以前的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又区别于阶级被消灭以后的新的共产主义社会。”[3]56但是阶级社会必将完结，人类必将逐渐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正是共产主义社会历史观或社会发展观的基本内容。 其次，要把共产主义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理论方法。一是要用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者的研究态度就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凡事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来获得真理，并举例说明在讨论到个人思想时，要从他的出身、教育和工作历史等方面全方位考察。二是要用调查和实践的方法研究学问。他多次强调认识世界的困难性，并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革命导师的事例说明他们正是通过坚持不懈，甚至耗费一生心血的调查研究，才建构和发展了科学共产主义。三是要用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处理工作和训练干部。他在批评军队干部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作风时曾坚定指出，面对问题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而单从形式上去估量绝不是共产主义者的态度，也于解决实际问题毫无帮助。 最后，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只有向这个世界观转变才能同无产阶级打成一片。毛泽东耐心劝导知识分子向共产主义世界观转变，一方面有利于用科学的世界观武装自己的头脑，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融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4]225。这样“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4]273。 2.共产主义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时期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认为：“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5]686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在解释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时就指出：“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5]704他认为共产主义不仅要被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一般指导思想去宣传和普及，而且要把共产主义置于一切思想和文化的领导地位，这种领导地位是唯一的和不可被替代的，因为中国的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和领导地位也不会改变。 但是，共产主义居于指导地位并不意味着要强迫他人他国接受，而是要通过它的巨大感召力去占领思想阵地。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和其他信仰具有共存性，并不要求全社会都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员中有许多是信仰资本主义的，有许多还同时信仰无政府主义、孔子主义、佛法主义、基督主义等等，共产主义不过是其中一种，它们之间并不冲突，是可以和谐共存的。这些信仰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必定会同时存在，即使到了社会主义时期也“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4]225-226。共产主义从来不是强迫被接受的，这从它对知识分子的强大感召力中可见一斑。抗日战争时期在和共产党合作的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的思想都开始向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被发展成为党员，他们的思想不但是抗日的、民主的，而且成了无产阶级的，“他们不但懂得用革命精神教育军队，坚决地执行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及其各项具体政策，而且懂得革命的前途是什么，即是说革命将经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稳步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3]314。共产主义的非强迫性不仅是对内的，更是对外的。他在1955年接见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时就明确指出中国绝不会通过任何手段强迫他国接受共产主义，也不去主动挑起他国共产党反对现政府，而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