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任弼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更为这一革命的指导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在军事和党建、经济领域中的系列诠释、宣传、贯彻工作，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普及和实践。 一、任弼时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大众化 虽然早在进入中央苏区时，任弼时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就有过一定程度的关注，但对它的积极传播却始于长征途中。尤其在领导山西抗战期间，他大力促进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传播。 (一)抵制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实践毛泽东北上抗日方针 北上抗日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明确的一条重要路线。这一路线实施的障碍主要为张国焘的挑衅和分裂。1935年9月，中央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毛泽东则向党内指出：“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中央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中央应该继续坚持北上。”①与张国焘部会合于甘孜地区后，任弼时为解决争取张国焘一道北上的难题贡献了力量和才智。 任弼时就张国焘的错误行径进行了多次针锋相对的斗争和必要的教育工作。他批判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行为，驳斥了他对毛泽东北上路线的无端指责；他识破了张国焘分化和并吞红二、六兵团的图谋，声明了各部“唯有在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的严正立场；他抵制了受张国焘指使而至红二方面军中散布谣言、蛊惑人心的“工作团”；②他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出发北上后，多次与傅钟等主要干部彻夜长谈，教育他们团聚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下。③这些斗争和教育工作，有力削弱、杜绝了张国焘分裂行径在红军中的负面影响。 在与张国焘坚决斗争时，任弼时并没忘记对自己之前所领导的红二方面军的继续引领。他先后致电贺龙、王震等军中干部，强调“建立党、军统一集权最高领导机关”的迫切性以及促成一、二、四方面军顺利会合的重大责任。④从而及时争取了红二方面军共同反对分裂势力，扩大了对张国焘的震慑力。 在引领部队坚定北上方针的过程中，任弼时致电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提出利用有利局势在会合后召集中央扩大会议并请国际派代表出席，并通知张国焘在我方意见均已告共产国际后应不论将来是否向西北转移都协同迎击进犯之敌，⑤还给周恩来发去电报建议马上集体指挥作战。这些努力实际上提出了应对张国焘分裂行为的组织方案，并促成了全军的进一步团结和统一。 任弼时的多方努力，对北上抗战方针的实现和红军主力的胜利会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提及红四方面军对中央路线的拥护时，曾特别强调红二方面军的赞助这一重要因素。⑥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之一朱德亦回忆说：“因为二方面军拥护中央，迫使他(指张国焘)取消了伪中央。”⑦而红二方面军能在其中起到如此关键的作用，显然是与其引领者任弼时的努力分不开的。 (二)推广山西抗战经验，传播毛泽东游击战争理论 卢沟桥事变后，毛泽东先后发出了《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解释》、《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关于在山西开展游击战争的解释》、《在山西坚持普遍的游击战争的意见》等多个文件或函电，明确了游击战略对于坚持抗战的重要性。对于毛泽东频繁下达的游击战争指示，任弼时不仅在山西军队中作了全面贯彻，而且结合自己的实战经历广泛宣传了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 发表于1938年1月的《山西抗战的回忆》，即为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宣传游击战争方针的代表作。此文从敌人的围剿、群众动员举措、八路军作战方针等五个方面呈现了山西的游击战争开展情形，总结了有效抗击强敌的成功经验。他认为，模范的游击战争有破坏与威胁敌后交通、使伪组织无法建立、使几百万同胞免遭亡国奴之苦等独特作用。他指出，正因为“敌人以正规战争从正面击退我军比较容易，而肃清后方游击战争则成为不可能”，今后领导组织民众游击战争就成为一个“急迫的战斗任务”。⑧任弼时以实践为基础的综合论证，有力说明了游击战争是敌强我弱的首要作战方式。这篇文章，最初刊载于《新华日报》，后又被《群众》、《解放》、《前线》杂志先后转载。⑨这些都是当时销售数在万份以上的、颇具影响力的刊物。任弼时这一文章对于游击战争方针传播的意义不言而喻。 任弼时还利用一切机会向来访的各方人士重点介绍了游击战争开展的显赫成就。当时，先后有美国记者斯特朗、作家史沫特莱、《法兰克福报》记者、中国作家丁玲率领的战地服务团等来到前线，⑩任弼时都抽空一一耐心接待，并详尽介绍了抗战情形，描述了游击队员在“冬无寒衣、食不果腹”的恶劣条件仍与敌寇拼搏的牺牲精神，并给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卡尔逊等留下了“真理、理想和智慧”的美好印象。(11)他的这些努力，使外界对八路军所开展的游击战争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对游击战争的在抗击日军中的重要地位有了全新的判断。 (三)分析能够抗战到底的优势，论证毛泽东持久战观点 1935年底，毛泽东将“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12)作为军事指挥中的一个具体原则提出。1937年8月，他又在洛川会议上指出，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13)。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军事方针，任弼时在其系统化之前就做过数次具体阐述。 他从如何坚持持久战、为何能实现持久战两方面论证了毛泽东的持久战方针。1938年1月，他指出：“与日本军队作战，是一种弱国劣势兵器的军队与优势兵器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军队作战”，“应当采用新的战法，求得能够消耗敌人，使敌人疲于应付，使战争能持久”。(14)这显然是从作战方式上对我军如何坚持持久战进行了分析，这一分析从战法上谋求结果的突破无疑具有可行性。1938年2月，任弼时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此文针对民众中的某些消极悲观情绪，阐述了“是否有力量继续抗战到底”和“继续抗战的前途究竟如何”两大问题。他坚信动员全民族力量去奋斗，抗战必定能持久和胜利，中国的抗战愈持久，力量就愈加壮大，愈能得到国际间的同情与帮助，而敌人的侵略战争愈延长，则其不能解决的困难将愈增加，其国际地位愈孤立，故“中国的持久抗战将产生由失利而取得许多小的胜利，由不利局势转入有利局势，由被动防御转入主动的战略上反攻的新过程”(14)。这实际上是论述了中国的持久战何以可能，这种论述细化了毛泽东的持久战号召，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毛泽东曾经分析人民对抗日战争过程和结果迷惑时说：“一半因为宣传解释工作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尚未完全暴露其固有性质以致无从看出其趋势和前途。”(15)任弼时对抗日前途的分析和宣传，有利于人民对持久战方针获得更为清晰的认知，又为毛泽东后来《论持久战》专题演讲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铺垫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