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二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在这种新形势下，隆重纪念毛泽东同志，对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及其开创的伟大事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不仅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而且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正确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历史地位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和人民领袖。他早年投身革命，通过长期艰苦的实践斗争和理论探索，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开启了中华民族新的历史纪元。 在旧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工人阶级人数较少，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广泛存在，又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怎样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首先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然后开辟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是关系中国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崭新课题。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动力，提出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实施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经过长期的斗争和艰苦的探索，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们缔造了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为人民的事业英勇奋战的人民军队，一个团结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依靠这三大法宝，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世界近代史上那个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完结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① 第二，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1952年开始，毛泽东同志又及时多次地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年比较完整地提出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②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形式；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到1956年年底，我国工业化的基础已初步形成，以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确立；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毛泽东同志领导党和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制定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的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不仅使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顺利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生产资料和国家的主人，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前提和制度基础，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增强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 第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和宝贵经验。 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鉴于苏联忽视农业、轻工业，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教训，报告提出我国的经济计划应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发展沿海工业，降低军政费用的比例。这些思想涉及如何走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报告还论述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与反革命、是和非、中国和外国等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各方面的重大关系问题。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阐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接着，他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1958年，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他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还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反对平均主义，要发展商品生产、遵循价值规律和搞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思想。毛泽东同志在领导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制定了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布：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益探索。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和理论准备，加上对国际国内形势判断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大跃进”、“反右斗争扩大化”甚至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了巨大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稳定增长，工业、交通和科学技术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包括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成功，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对外工作打开新局面；我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我们不能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先尝试和摸索过程中出现过失误和挫折，就否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