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人物，也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近些年来，由于受某些所谓披露“秘史”、还原“真相”另类书的影响，学界对周恩来的看法比过去有了更多歧见。有歧见不是坏事。但是，在少数著作中出现了一种恶意“贬周”的倾向。对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的辨析。这里，笔者归纳了非议周恩来的几种说法，讲点个人看法。 一、关于所谓“愚忠”问题 所谓“愚忠”，是非议周恩来的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周恩来一生是忠于党和人民、忠于民族的，在任何情况下从未改变过这一信念。像他那样的忠诚，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上也属罕见。他在逝世前110天作最后一次大手术，在上手术台前用力呼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这是他一辈子心声的倾诉，也是向培育他的党和人民作的最后话别。 在周恩来的“忠”里，是不是也包含对党的领袖有迷信，有守“君臣之道”的意味呢？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影响，是不会随着封建制度被摧毁而在短时期内消逝的。在党内产生迷信思想，首先与党的领导体制不健全、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贯彻执行、集体领导没能真正形成有密切关系。这就提供了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的条件。对周恩来而言，自遵义会议后，他已将毛泽东视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延安时期通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他对毛泽东的领导心悦诚服。不只是他个人，全党高级干部均如此。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思想在党的七大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的领袖权威也随之树立。尽管此后周与毛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过不同意见，但周从未在政治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上怀疑过毛泽东决策的正确性。在党内产生对领袖个人的迷信和领袖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这种现象，主要是领导体制和机制不健全形成的。正如邓小平所说：“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若是客观地、全面地揭示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那么就不应当将周对毛的态度的主导方面归咎于“君臣之道”的“愚忠”，因为“君臣之道”论完全将两个历史伟人的关系封建化了。 还应当指出的是，对周恩来与毛泽东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关系，既不能热衷于“君臣之道”的视角，也不能津津乐道于个人恩怨、权谋捭阖。在思想政治路线正确时期，主导党内人际关系和领导关系的绝非恩怨、权谋之类。若用这样的观点来分析毛与周，既不能正确地反映两位领导人的本质关系，也不能科学地说明党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中国共产党毕竟诞生在20世纪，是一个与时代同步的先进政党。它聚集了一批中华民族的精英，既接受过民主与科学思想的阳光沐浴，更具有宏大抱负和高尚的精神境界，不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而且前仆后继和义无反顾地去奋斗献身。正因如此，这个党能够历经艰难险阻，愈挫愈勇，愈战愈强，最后取得革命胜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 怎么来解读这恢弘的历史呢？不讲理想信念，不讲奋斗宗旨，不讲共产党的那些基本原则，是不可能正确说明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的发展历程的。 二、关于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和作用问题 有一种议论认为，周恩来具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文革”的实际执行者，对这场灾难，难辞其咎；若没有他的实际运作和中和制衡，“文革”早就破产了，他实际上起了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这种观点明显脱离了具体的历史实际。 第一，周恩来对“文革”的支持是被动的，他始终不赞成“文革”的那些过火做法。人们对“文革”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过程。回首40多年前，有几人能说他一开始就反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本人也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最后也只承认有三分错误，并认为这是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周恩来最初对毛泽东发动“文革”跟其他领导人一样也不理解，要求自己“紧跟、紧学”。尽管如此，他始终不赞成“文革”的混乱和过火行为，并努力加以约束和克服。林彪事件之后，他积极领导批判极“左”思潮，实际上也是一次拨乱反正。对于“文革”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就全党来说，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形成的共识。对于“文革”，除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以及那些触犯刑律者外，绝大多数人被卷入进去都不能说是参与危害国家、危害社会的刑事犯罪活动。他说过的一些错话，也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复杂的政治背景。研究“文革”中的周恩来，应该对上述问题逐一作具体分析。 第二，“文革”的实际执行者是“中央文革”，而不是周恩来。这在发动“文革”的中央文件中早有明确说法。当时，“中央文革”的实际地位远在周恩来之上。因此，简单地说周恩来是“文革”的实际执行者，没有文件依据。当然，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要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文革”的一系列指示。对这些指示要作具体分析，也不能简单地说都是错误的。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文革”要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既然如此，“文革”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存在“造乱”与“治乱”两种力量。“中央文革”就是不断“造乱”，唯恐天下不乱，越乱越好。周恩来则是不断约束“造乱”，努力“治乱”，如《历史决议》所说的为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为尽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呕心沥血。也正因如此，他成了“四人帮”的眼中钉。与此相联系，那种认为周恩来在“文革”的“天下大乱”中充当了执行者和补救者“双重角色”的说法，同样是没有真实地反映历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