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3)05-0033-10 在西方，毛泽东呈现出多种角色，有时为人们所需要，有时为人们所恐惧，这既取决于中国革命被描述为解放运动和历史性进步的一部分，或是共产主义扩张和破坏性暴力的一部分，还取决于中国是否是西方国家的盟友——先是对抗日本，后是对抗苏联。毛泽东曾以下面的角色出现：民族统一者、农民造反者、红色君主、中国的斯大林(knockoff Stalin)、人道的现代化者，等等①。 毛与他的拥护者一道制造了一系列充满矛盾的故事，因为它们反映出无法通过参照历史事实进行修正的政治和哲学方面的差异。我的意图既不是罗列困惑，也不是纠正误解。我在这一章中将详述在西方流传的故事，来看看由于毛而产生的充满争议的理解在哪些地方可以引领我们，关于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它们又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1789-1920：舞台铺就，冷战上演 西方最早的“毛泽东”形象被置于十九世纪的“宏伟史诗”之背景中，后者形成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在革命者看来，进步来自于消灭旧体制，从黑暗时代的封建主义跃进到自由、平等、博爱的光明之中。浪漫主义的英雄们——拿破仑、乔治·华盛顿、马志尼——创造了民族国家和对社会的合理控制。评论家们并不相信这个故事。英国保守派和自由派都认为革命破坏导致了混乱，而非自由，导致了暴民统治，而非平等。他们认为，在英国，中产阶级凭借常识、普通法和平民逐步地、和平地取代了天生的封建贵族，并跌跌撞撞地进入到现代市场和民主政府。在美国，控制着外交关系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的新教徒在其遗嘱上增加了一点，即他们自己的快乐的革命只是一个意外；新大陆上只有自耕农和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没有贵族或佃农，不需要暴力或国家强权来推翻封建主义。这些令人愉悦的神话掩盖了大量的暴力和压制，但另一方面，令人舒服的自我欺骗也成了国家叙事的主要功能。 在十九世纪的历史盛会中，中国扮演的是旁观者的角色，停滞不前并且与历史相隔绝。欧洲人甚至包括卡尔·马克思和亚当·斯密，都未察觉到早期现代中国的基本变化。基于必须消灭陈旧的亚洲社会来为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扫清道路的假设，西方强权祭出了武力和外交手腕。1900年介入镇压义和团后，美国人臆断商业的“门户开放”和驱逐作为障碍的满族人，将会自然地导向“有序的革命”，就像水流在去除阻塞后顺流而下那样②。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周边的两位领导者呼吁建立一个由民主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世界，呼吁建立一个新中国。第一位是伍德罗·威尔逊，他把人类的进步与个人主义、市场资本主义以及中产阶级社会联系起来，期望中国成为一个中产阶级民主国家，最好还是基督徒国家。另一位是革命者弗拉基米尔·列宁，他以正义、平等、集体生产、国家计划以及工人阶级社会为名提出了与之针锋相对的挑战。威尔逊不受限制地将美国海军陆战队部署在中美洲和拉丁美洲，但他的修辞学则援引自道德榜样和自由贸易——现在被称为“软实力”。列宁宣称只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苏联免受复仇者的攻击，并且只有全球反帝国主义的暴动才能使世界革命取得成功。中国乐于接受并检验这些普遍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中的任何一种。这两种路径的冲突导致对毛的故事讲述呈现出不同的方式③。 英雄的时代：1921-1949 将有几万万农民……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④ 门户开放之后，在通商口岸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担心1925-1927年的北伐战争中盛行的民族主义，将会再现义和团运动的暴力和仇外。但是，毛泽东和很多中国年轻人将列宁主义革命视为建立富裕和独立国家的工具。马克思主义把中国归为“封建的”，实际上当时晚清中国已经有中央集权的平民政府，以及围绕小资本主义农场主和全国市场组织起来的经济，也就是说，在任何技术意义上，中国都不是封建的。然而，“封建的”标签一改中国在19世纪的大历史背景中落后和充满异乡情调的形象，将其置身于普遍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革命前的阶段。“革命”意味着通过强有力的政府使中国富强。西方人用了很多年才理解这一点。 赛珍珠(Pearl Buck)在写《大地》之前同情中国的民族主义，但她怀疑革命是否适合中国。她在1924年写道“年轻的中国人多爱哲学推理而不喜大喊大叫”，但其陈旧的“常识基础”会使他们认识到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会结出果实”，从而“固守一种更明智的和更缓慢的有序的进步”。通商口岸的美国记者乔柏氏(Rodney Gilbert)在其《中国怎么了》(1926)一书中，赞同赛珍珠关于中国是恒常的和不变的这一观点，但嘲笑她对中国人的能力所产生的敬意：他们的心智是幼稚的，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并且非常缺乏“男子气概”。把中国交给这些人将会导致混乱，而从这种混乱中会产生出布尔什维克。一些上海人甚至认为应该像美国统治拉丁美洲那样允许日本统治中国。 这些年间，毛泽东并不出名。1931年的一份报告提到朱德和他的“同样知名的……相互合作的军官”毛泽东。1934年，一位勇敢的旅行作家皮特·傅勒铭(Peter Fleming)渴望去中央苏区，但最终留下的是这样的记录，即“毛泽东是一个35岁的年轻人，他富有天赋和激情，但同时身患绝症”。《时代》杂志在1935年第一次提到毛泽东，称他为“中国的列宁”。报道说他没有“固定的指挥部或固定居所，他随着中华苏维埃政府以游牧的方式从一个省份转移到另一个省份”，“病得很重，因而不得不乘坐担架”⑤。 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两部关于中国的最具影响力的西方著作讲述的故事差别很大，甚至相反。赛珍珠谨慎地称她的《大地》中的主人公王龙为一个“农民”(farmer)，而不是一个封建的“佃农”(peasant)，并把他描写为一个小资本家，认为他就像外国传教士一样不需要革命或科学种田。但是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呈现了一个“生活在黑暗之中的农民阶级”，他们需要革命带来启蒙和当代价值观。1936年7月，此时的斯诺已是拥有世界声誉的资深的中国事务记者，他找到了毛泽东：他有“瘦削的，林肯式的体型，中等身材以上”，有一张“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并拥有“中国农民的朴素和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