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13)05－0083－13 任何社会的或政治的革命，无不是以国家政权的占有为目的的。为了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创建一个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毛泽东和他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奋斗了20多年。可以说，中共建党之后的所有工作和斗争，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然而，也只有在进入解放战争后，在国共两大阵营生死较量的结局基本明朗之后，这一目标的实现才真正具有了现实可能性。中共通过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阶级政策，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和凝聚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最终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国民党集团在中国大陆的反动统治。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转换和国内战局的推进，中共中央适时提出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确定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等根本制度和大政方针，并对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法律程序和步骤进行了精心的筹划和准备。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不单是法理意义上的国家政权更迭，更是区分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两个时代：既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终结，又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起点。 一、和谈中的国家映像及其幻灭 八年抗战，中华民族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中国人民看到了国内和平和国家重建的曙光。日本投降前夕，毛泽东便敏锐地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1]1130在1945年8月9日的声明里，他呼吁全国人民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建立[2]。抗战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共并没有撇开国民党独立建国的计划，而是期望通过与国民党谈判，达成中共七大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3]1063的目标。毛泽东把这种“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联合政府称之为“独裁加若干民主”的政权形式。他形象地解释说，“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但我们又不得不和他搭伙。”[4]16我们参加这样的政府，就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5]7。在8月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确定了与国民党谈判，迫使国民党实施一定的政治改革，建立联合政府，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方针。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宣言，公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且提出包括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等在内的六项要求，作为同国民党谈判条件的基础[6]247。同时，也准备在某些方面对国民党作出让步。毛泽东说：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数量上的让步，局部的让步换取全国的合法地位。要学会合法斗争，学会利用国会讲坛，学会做城市工作[7]400。 较之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3]1056这个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这是一种不得不然的选择。毛泽东亲赴重庆主持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中共方面提交的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提要共十一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结束国民党的党治等，并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在渝期间，毛泽东广泛接触各方人士，阐述中共和平建国的主张。他同《大公报》重庆版总编辑王芸生曾有过这样的谈话。王对毛说：“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答：“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灶里不许我们造饭”[8]415; 33－34。“我们对国民党，只是有所批评，留有余地，并无另起炉灶之意。”[9]33－34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当时中共所力争的是自己“造饭”的权利，而不是要抛弃国民党这个“炉灶”。对于蒋介石的和谈的真实意图，中共也有清楚的认识。“蒋表面上对毛周王招待很好，在社会上赞成政府力求团结的气象。实际上对一切问题不放松削弱以致消灭我的方针，并利用全国人民害怕与反对内战心理，利用其合法地位与美国的支持与加强他(保障美国在远东对苏联的有利地位)，使用强大压力，企图迫我就范，特别抓紧军队国家化问题。因此在谈话态度上只要求我们认识与承认他的法统及军令政令的统一，而对我方则取一概否认的态度。”[10]277“彼方方针是拖延谈判时间，积极准备内战，利用敌伪及美国帮助，控制华北、华中及东北大城要道，建都北平，强迫中共接受其反动条件，否则，以武力解决。”[11]293双方经过艰苦谈判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正如《解放日报》10月19日社论所言：“要由纸上的协定变为现实的东西，中间还横着许多严重的障碍。”[12] 为了顺应全国人民对于国内和平的强烈期盼，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尽早实现，在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在马歇尔参与的军事“调处”中，中共都向国民党作出过许多重大的让步，以期早日实现国内和平，促成联合政府的建立。毛泽东公开表示，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介石合作，彻底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3]26。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停战协定》。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及各区党委，应遵守停战命令，停止一切进攻及破坏交通行动，不给国民党以借口[14]19。同时，必须坚守阵地，严防对方背信之突然袭击[15]22。中共中央宣传部也发出通知，提出要教育全党全军与各界人民，不要幻想蒋会真的变成民主派，不要幻想他会改变消灭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与共产党的企图[16]24。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历时22天的政协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军事三人小组也在2月25日达成国共军队整编的整军方案。尤其是政协会议的成功召开，使得中共中央一度乐观地判断，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要求全党工作必须尽快适应这一新的形势[17]62、63。同时，中共已经准备参加中央政府的工作，确定以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刘少奇等8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人选，以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别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和部长职务，并且准备允许各党派到解放区进行社会活动，参加解放区政权[7]428。为方便尔后开展工作，中共中央机关也有南迁至淮阴的设想[9]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