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上半叶高扬革命的时代激流中，一度号称国共之外第三大党的青年党，不仅以革命政党自诩，还自认比国共更为“革命”。①青年党并不像其建党元老陈启天等对外所表述的“以社会运动相标榜，全在文化学术和教育上用功夫”②，而是极度重视军事工作。1923—1935年，青年党花费了大量的党力用于军事活动，以实践其“革命”方略。学界往往把眼光过多地投向国共的军事运动，对其他政党——尤其是青年党和民盟的军事活动，鲜有文字专门加以论述。③ 实际上，直至1935年夏，在国民党及日寇的打压下，缺少底层民众支持、内部矛盾重重、组织难以为继的青年党，为了生存，最终不得不放弃军事活动。以这一年青年党的八大为标志，该党走上了改变政党政策的道路——放弃武装革命，转与南京政府妥协、合作。而国民党政权也需要给一支被降服的政治力量“一杯羹”。这既可以回击“异教徒”对国民党独裁的抨击；又能利用青年党作为反共阵营的吆喝力量；还能用接纳青年党议政这一新型“建筑材料”，为南京政府正努力实施宪政“装潢门面”。从被国民党终结革命，到被国民党吸纳为宪政的幌子，青年党军事活动的曲折命运，犹如一根“体温表”与一块“试金石”。借助它，能更准确地测量出民国政治力量对武装力量的依赖程度，更深刻地认识民国政治力量残酷的生存法则。 一、青年党军事活动的发轫 国共青三党虽然彼此敌意甚浓，但建党之始，青年党的若干重大政治话语体系与国共两党并无多大区别。④审视其1923年12月2日的建党宣言，同样呼吁“行大规模之革命”，对内“推倒祸国殃民之军阀”。⑤ 1924年，党魁曾琦归国。1925年冬，青年党总部由巴黎移至上海，旅欧党员陆续回国。⑥为拓展国内党务，曾琦主张青年党设二级党员，目的是方便拉拢军阀、官僚和政客。随着主要党员纷纷回国，青年党广结各地军阀，力图与国共分庭抗礼。1926年，曾琦联络孙传芳，笼络孙的一些幕僚食客加入青年党。曾向孙提议，联合吴佩孚和张作霖，抵抗广东革命军。曾琦派秘书赵毓松到汉口向吴佩孚游说，孙吴对曾的建议颇为赞赏。⑦与张吴孙三大军阀的联络，是青年党从事军事活动的重要突破口。 1926—1927年，是中国政治舞台机遇频现、要角迭出的发展时期。在苏俄的支持下，国共两党合作发起的北伐，尤其有利于国民党武装力量的跨越式大发展。对于青年党而言，也为其提供了借助各地军阀力量，纵横捭阖的广阔空间。 蒋介石引领的“黄埔模式”，成为当时国内政治人物关注的焦点。宣称从事“学术教育社会各方面”事务的青年党⑧，也力图仿效国民党，通过军事学校，储备人才，建立自己的新中国。 1926年7月，正是国共联手发起北伐之时，也是南方革命力量与北方军阀政权军事决战的开端，还是青年党大力投入军事活动的重要时段。陈启天后来回忆说：“自国民革命军北伐以来，我们的同志于感受严重压迫之余，渐次引起一种从军运动。”⑨曾琦也认为“空言反共无效，非武力不可”，必须奖励党员“研究军事”⑩，并应“扶助青年同志在国内外大学及军事学校学习专门知识及技能”。(11)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余家菊、陈启天、王师曾、王慎庐、成志达等人进入孙传芳的金陵军官学校，担任政治、法律、经济、历史等课程教官，宣讲国家主义，并为孙制定“三爱主义”——爱物、爱人、爱世界。李璜入川为刘存厚、杨森、刘湘等出谋划策。青年党骨干祝顺锟、邹香岩、林华钧、袭从民等人，则由刘存厚派往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张子柱、张梦九等投靠唐继尧，出任云南讲武堂政治教官。(12)曾琦也四处奔走，并亲自为张作霖制订“四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民德(13)，借以对抗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据统计，1926—1927年青年党“先后赴云南讲武堂、金陵军官学校、东北讲武堂、四川各军军事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及军事专科学校学习军事的同志，约有1000余人”。(14)其目标是“借以养成大批反共军人，与共产党为最后之奋斗”。(15) 青年党虽组建于国外，但却“没有国际做背景”(16)；又反对中共对底层民众的动员与依靠，主张“全民政治”。(17)其党员构成以知识分子为主，也有少数的农民、工人与商人。(18)青年党既无国际力量支援建军；又不可能依托人数庞大的底层民众，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一时期，青年党是国共两党共同的敌人。该党既然要武力反共，在一无外援，二不愿深入底层白手起家的背景下，除了依托国共北伐的对象——南北地方军阀，别无他途可言。 而与军阀合作，就和青年党1923年的建党宣言大相违背。这不仅得不到国共的理解，党内也有人难以谅解，以致多少年后曾琦去世，左舜生为其辩解：“有人责备慕韩，说他不应该和若干的军阀有所接近。甚至连党内的同志，在这一点上也有对他不谅解的。现在慕韩死了，我们试平心静气的想想：他所领导的一个党，一个爱国而反共的党，简直弄得无法可以生存。剩下可以接近的，就只有寥寥的几个军阀。他不去和他们接近，还和谁去接近?”(19)左舜生悲从中来的感慨话语，极为传神地刻画出了青年党的政治立场和阶层属性：一是全力走上层路线，寄希望于军阀；二是完全没有底层民意基础，没有亲近自己的底层民众。青年党真可谓是一个悬浮的党，悬浮于中国各类政治力量的中间——上不着天，下不挨地!这样的党，在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土壤中，是难以生根、开花与结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