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与越战

———场充满悖论的历史遭遇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长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国际政治研究

内容提要:

1960年代中期,台湾国民党视越战升级为游说美国支持其“反攻大陆”计划的良好时机,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灌输越战是一场“代理人”战争的理念,强调只有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才能从源头纾缓越战困局,向美国提出“炬光五号”等对大陆的军事进攻计划,希望在华南开辟第二战场。约翰逊政府却力图避免另一场“韩战”,屡次拒绝国民党出兵南越的要求。随着越战升级,美国国内对华舆论发生转变,出现“遏制而不孤立”等观点,官方也展示出对北京缓和的姿态。台湾当局千方百计加以阻止,它“绑定”美国的主要方式是在不直接出兵的情况下,对美国在越行动给予支持,以期阻止美国对华政策的可能转变。本可给国民党“反攻大陆”带来一丝曙光的越战,却促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动向。为遏制这种转变,台湾当局又不得不协助美国在越南的行动。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悖论。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3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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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60年代中期,越战白热化之后,美国几乎动用了除原子弹之外的所有军事资源来应对局势,并请求其盟友加入。除了英国和西德,西方阵营内许多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卷入这场战争。作为美国在远东的主要盟友,台湾当局在越战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虽然大陆没有出兵越南,但在整个越战期间,大陆始终是美国假想的幕后敌人。对与中共隔海对峙的国民党政权而言,在这场战争中的定位和选择有着超越其作为美国盟友的特殊意义。美国深陷越战对国民党意味着什么?

       本文综合利用来自美国、英国和台湾等地的解密档案、口述史和回忆录等资料,揭示1960年代越战升级之际,美国和台湾围绕着越南战争的外交互动。本文将美台关系的这一历史片段,放置在中美关系转型前夕美国对华舆论演变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探讨越战对20世纪60年代美台关系的影响。

       一、东南受挫、取道越南

       如众多论者所述,对台湾当局而言,越南战争首先是一次实现“反攻大陆”的良好时机。肯尼迪(John F.Kennedy)时期,台湾当局多次向华盛顿提出各种鼓动性的建议,要求向大陆开展直接军事行动,但美国仅容忍其在一定限度内对大陆进行小规模的侦查袭扰,不允许它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由于大陆军民严阵以待,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民党对大陆的袭扰活动屡遭挫败,到了1960年代中期以后其规模逐渐减小。①虽然如此,蒋介石始终未放弃反攻大陆的计划。他偏安东南,坚持“反攻大陆”不仅是其东山再起的梦想,更是其维护在台湾统治合法性的基石。蒋介石“至死不渝其志”的性格亦决定了他不会甘于承认失败。由于对美国态度的心知肚明,一方面,台湾当局等待机会继续游说美国;另一方面,则暗地里紧锣密鼓地筹划新的反攻计划,甚至酝酿过撇开美国单干的“国光计划”。②由于拿不出可行的方案,再加上美国驻台机构对国民党一举一动的严密监控,台湾当局找不到“合适的时机”单独起事,只好将反攻的日程表一天一天地往后推。③

       然而,1963年底1964年初台湾当局经历的一系列“外交”挫折很快使其无法安于现状。1963年8月以来,日台关系因“周鸿庆事件”和中日贸易的发展而危机重重。1964年1月,中法建交,台湾被迫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美台苦心经营了十余年的围堵中共政权的堤坝在西方第一次被撕裂出一道巨口。同时,中共在国际舞台上日趋活跃。这一连串外交挫折对台湾士气民心造成强烈的冲击,最直接的表现就是1964年1月的“湖口兵变”。主事者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少将不满国民党若干将领的腐败及政府不思“反攻大陆”,且认为国际局势日益对台湾不利,台湾有陷于孤立之可能。因而号召属下往台北市区进发,跟他清除蒋介石身边的“坏人”,以“保护蒋总统”。④

       虽然赵志华迅速被缴械,“湖口兵变”未酿成更大的事故,但外交受挫和军心动荡给蒋介石造成极大的心理震动,重提“反攻”将不仅是为了“光复大陆”,更是为了稳定台湾的士气和民心,维护国民党在台统治的合法性。根据斯坦福大学所收藏的《蒋介石日记》,中法建交前后蒋一直在考虑如何在外交上变被动为主动。鉴于先前美国对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态度,中法建交给了蒋介石再次向美国进言的机会。他盘算如何用中法建交前后台湾所面临的一系列内外危机,结合南越日益恶化的局势,说服美国在亚洲采取更积极的反共政策。他在1964年1月29日的日记中透露了这些想法:“忽想美国对我反攻行动无从谈起,以美只知损人利己,决不为他人利害有所计及或动心也。今时与其利害最关切者是越南问题,当彼进退维谷之际,提出中美越韩四国反共同盟或中越、中韩各别联盟,彼或有考虑之可能乎?”中法建交后,“不仅东南亚”,而且“我自由中国与日韩皆有很快赤化之可能”,因此,须向美国“提出警告”。⑤为遏制“中华民国”国际地位的大厦将倾之势,台湾当局于1964年初向美国提出必须采取措施以巩固其在东南亚的地位。

       蒋介石思考的第一个方案是在亚洲建立新的反共联盟。1964年2月下旬,台湾当局向华盛顿提出如下建议:第一,由美国牵头组建美国、南韩、南越和台湾的“四国”同盟,各个成员国的军事力量可以由盟国支配;其次,如果美国不赞成“四国同盟”,可由韩国、南越和台湾三方缔结盟约,美国允诺给予海、空力量的支持;第三,请求美国支持国民党和东南亚国家发展双边关系,如支持国民党和南越、韩国政府分别签订军事互助条约。美国明白蒋介石此举名义上为加强其远东国际地位和支持美国在越南的行动,实际上却是想为开辟“反攻大道”修桥铺路,故予以断然拒绝。⑥

       此举未成,台湾当局于1964年3月直接向美国提出对海南岛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谓倘若美国对北越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共在海南的力量将对美构成重大威胁,因此必须先下手为强,并要求美国给予海、空军和后勤支持。但是,当国民党将行动计划提交给美台军事协商机构“蓝狮”委员会时,⑦美国驻台“大使”、退休海军上将杰罗尔德·赖特(Admiral Jerauld Wright)予以一口回绝。他说“蓝狮”委员会的职责仅限于研究一旦中国大陆发生民众起义,台湾实施两栖作战的可能性。如果台湾当局想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用于防御台湾之外的其他目的,“蓝狮”委员会无权作任何评论。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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