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6、7月间，新成立不久的中共通过了建立反帝反军阀的“民主的联合战线”，以实现国共合作，推动国民革命的重大决策；到1924年国民党召开一大，宣布改组和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中共此决策获得巨大成功，最终奏响了国民大革命的前奏曲。值得注意的是，其间中国思想界也波涛涌动。胡适诸人于1922年5月创办的《努力周刊》(下称《努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接连推动了关于“好政府主义”和“科学与玄学”的两场论争。前者代表知识界的学者有志于“谈政治”，但它为复杂的时局增添了变数；后者则是他们在“谈政治”碰壁之后，退归本行，再“谈文化”，却径将新文化运动后期的思想文化冲突，推上了最后的高峰。以胡适诸人为代表，人们在“谈政治”与“谈文化”间的来回往返，恰反映了知识界、思想界在追求进取中的躁动与彷徨。政治与思想文化领域的上述变动，彼此是否存在何种关联。学界对于《努力》及其推动的两场纷争，都不乏研究，但这样的视角，迄今尚付阙如。 实际上，中共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从一开始便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息息相关。胡适诸人提出“好政府主义”，反映了学界对军阀统治心存幻想，其为改良主义思潮推波助澜，既与中共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目标背道而驰，同时也正是缘此形成的紧迫感，促使中共当机立断，最终形成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策。中共的严肃批判与耐心引导，既有力地维护了联合战线的大局，也团结了胡适诸人。在“科玄之争”中，中共以自己的方式，参乎其中，又超乎其外。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论争引向了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相统一的方向。至于中共从中引出了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重要思想，无疑更反映了其民主联合战线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尽管其中仍不脱稚嫩与失误。 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化，取决于研究者视角的调度。考察中共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与1922—1924年的中国思想界，可以从一个新的历史侧面，助益人们深化对其时思想界变动的认知，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对中共早期建立联合战线问题的研究。 一、中共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与“好政府主义” 中共在1922年6月发表的“对时局的主张”和7月发表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重要主张。中共提出这一主张固然是缘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自身对中国国情的正确判断；但究其最初当机立断与决心对外公开宣示而言，却是与胡适诸人创办的《努力》提出“好政府主义”直接相关。 1922年5月7日《努力》创刊。胡适原主张20年不谈政治，后来自谓有感于国事日非与思想界的混乱，才被迫发愤去谈政治，1919年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政治》，仅是他“政论的导言”，“始终没有做到‘本文’的机会”，①又隐忍了两年多。所以，办《努力》就是要登堂入室，决心做政治的“本文”。14日，《努力》第2期发表蔡元培、胡适等人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揭出“好政府主义”，倡言不分党派，由全国公认的好人出来组织一个“好人政府”；同时，召开南北和会，实行废督裁兵，恢复旧国会，制定宪法，行联省自治，停止内战，以实现和平统一等。是文发表后，反响甚大。报社自谓收到“无数”文章响应。北京高师等七所高校校长联名的文章，自称是“《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赞成人”，自然扩大了其声势。同时，《晨报》、《益世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也参与其中。“好政府主义”一时竟成时论热点，耸动南北。其时，正值北方政局发生变动，直系军阀战胜奉系军阀，亟谋趁势实现其“北洋统一”的野心。《努力》的“好政府主义”，在客观上恰是适应了吴佩孚诸人的需要。其消极影响，集中表现为： 第一，鼓吹“好政府主义”，扩大了社会上对军阀统治心存幻想的消极情绪。 胡适诸人天真地认为，国事日非，端在“好人”不作为，若“好人”肯出来努力奋斗，情况自会改观。但是，何谓“好人”，见智见仁；更主要的是，既主张“好政府主义”，其预设的前提，便已是对吴佩孚的军阀统治心存幻想，以为只要励精图治，足以有为。胡适事后并不隐晦这一点。他说，直系大胜奉系，北方时局骤变，“那时在北方的优秀分子都希望政治有比较清明的机会”，《我们的政治主张》也就于5月14日发表出来。“我们当日对于北方政府，确曾抱一点希望。”②久经军阀战乱的国人渴望和平统一，对向有“开明军阀”虚名的吴佩孚心存幻想，希望他能开创中国政治的新局面，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心理。问题在于，蔡元培、胡适等人作为名流，主张“好政府主义”，显然是在更加系统化与理想化的层面上，将此种社会的消极情绪扩大与强化了，而这与中共建立反帝反军阀的民主联合战线，恰恰背道而驰。 第二，贬损孙中山，让南北军阀坐收渔翁之利。 时直系打出恢复法统的旗号，意在一箭双雕：既可以抬出黎元洪迫使孙中山收起护法的旗帜，取消广州总统府，又可以用旧国会制宪遏制西南军阀，借联省自治抗衡北方，从而控制中央政权，统一南方。所以，才有1922年5月28日孙传芳发表要求孙中山与徐世昌同时下台的通电。《努力》虽然并不附和法统之说，只认定旧国会仅是事实国会，黎元洪也仅是事实总统，为取便制宪而已，不宜再有其他纠纷。然而，不论其主观愿望如何，其言行与倡“法统重光”者实殊途同归，最终令南北军阀坐收渔翁之利。胡适诸人鼓吹联省自治是推倒军阀割据、实现国家统一的第一步，“凡反抗这个旗帜的，没有不失败的”。③这自然正中藉省治割据自雄的南方军阀的下怀；更有甚者，他们是非不分，贬损孙中山，为政治逆流推波助澜。6月3日，紧随孙传芳之后，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二百余人也联名通电，同样以旧国会业已恢复为由，要求孙中山放弃北伐，与徐世昌同时下野。不仅如此，6月16日，陈炯明发动兵变，驱逐孙中山，造成广东革命势力严重分裂，有识之士多斥陈之叛变，令亲痛仇快。然而，《努力》却公开站在陈炯明一边，为之辩护，再次攻击孙中山。胡适将陈的叛变说成是“一种革命”。他说，陈主张广东自治，是要造就模范的新广东，而孙中山却固执于北伐，“不惜倒行逆施”，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④而国民党斥陈“叛逆”，也无非是抬出“旧道德的死尸”罢了。⑤蔡、胡诸人及《努力》的行径自然激起国民党及正义之士的普遍谴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