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3)05-0141-11 从元朝开始，欧洲与中国文明的对话和交流进入一个新阶段。这里所谓“新”主要包含三层意义：一是从元朝开始，中欧文化交流地点发生了转移，欧洲与中国文化交流的重心由长安转向元大都——“汗八里”。二是从元朝开始，欧洲与中国的交往正式见诸于西人游记、书信记载，例如，《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马黎诺里游记》等即是当时意大利商人、遣使游历中国的代表性作品，它们见证了欧洲与中国交往的历史，也是最早对北京报道的西方游记作品。三是从元朝开始，罗马教廷遣使蒙高维诺等方济各会士赴元大都，在这里设立教堂，发展信徒，从此罗马天主教传入到中国内地，中西宗教交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不过，有关元朝时期中西交通的材料在中国史籍中的记载相对较少，作为正史的《元史》除了记述也里可温教和马黎诺里使华外，鲜少相关记载，这反映了明朝对前朝这方面史迹的忽略甚至可能是忌讳。因此今天我们研究有元一朝的中西交通史主要是依赖于西籍史料。英国著名汉学家裕尔(Henry Yule)编译的四卷本巨著《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即是这方面文献的汇集，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五章《元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即多取材于该书。①由于以往对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研究相对较多②，故本文对《马可波罗行记》不再赘述，而主要以蒙高维诺、鄂多立克、马黎诺里等方济各会士留下的游记、书信所记“汗八里”的材料为基础，勾勒西人的元大都“汗八里”形象。 一、中西交通的新形势及西人来华路线 13世纪蒙古族的铁蹄遍布欧亚大陆，在他们所征服地区，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先后建立元朝和四大汗国：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这些汗国将欧亚大陆连成一片，在被征服的广阔疆域，蒙古各大汗国之间为了政治、军事、经济方面联系的必要，他们开拓海陆交通，建立通讯驿站，从而使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地区的联系和来往更加紧密。 与以往历朝相比，蒙元帝国交通之发达，主要体现在海运交通和邮驿制度这两方面。白寿彝先生论及元朝海运开拓的重要性时说：“元明清交通底特色，是海运底发达。”“元以前的海运，并不是有整个的计划，而元以前的海运也与国家大计，无密接的关系。自元时起，海运底意义便显然和以前不同，这时的海运，显然关系着国家底根本；它在元明清的重要，一如运河之在唐宋。”③方豪先生指出元朝时期邮驿之发达：“元代幅员最广，东西交通亦最发达，欲究其原因，诚不易言，而我国之邮驿制度亦以元时为最发达，实为最大原因之一。然以邮驿完善，乃促进交通之频繁；而交通之频繁，固亦使邮驿之制，益臻完善也。”④鄂多立克的游记对蒙元驿站发达情形的形象报道，可为此提供佐证： 因为旅客需要供应，所以他叫在他的整个国土内遍设屋舍庭院作为客栈，这些屋舍叫做驿站。这些屋舍中有各种生活必需品，［对于在那些地区旅行的一切人，无论其境况如何，有旨叫免费供给两餐。］当帝国中发生新事时，使者立刻乘马飞奔宫廷；但若事态严重紧迫，他们便乘单峰骆驼出发。他们接近那些驿站——客栈或车站时，吹响一只号角，因此客栈的主人马上让另一名使者做好准备；前来投递情报的骑士把信函交给他，他本人则留下来休息。接过信的另一名使者，赶快到下一驿站，照头一人那样做。这样，皇帝在普通的一天时间中得知三十天旅程外的新闻。 但步行的急差则另有安排，一些被指派的急差长期住在叫急递铺的驿舍中，而这些人腰缠一带，上悬许多铃子。那些驿舍彼此相距也许有三英里；一个急差接近驿舍时，他把铃子摇得大声叮当响；驿舍内等候的另一名急差所见后赶紧作准备，把信尽快地送往另一驿舍。于是消息从一名急差转给另一急差，迄至它送抵大汗本人。总之，整个帝国内发生的事，他就能马上或者至少迅速全部获悉。⑤内中有关急递铺之叙述，与中文文献《经世大典·急递铺总序》所记内容颇为接近。⑥蒙元交通、邮驿之空前发达，成为蒙元史的一大特征。因而研究蒙元交通也成为中外学术界的一大课题。⑦ 元朝时期发达的交通网络，为西人来华提供了必要条件。西人前往元大都“汗八里”所走的路线，大致可分为陆路、海路两途。选择陆路者可以马可波罗、马黎诺里为代表。马可波罗是从意大利出发，渡过地中海，先到君士坦丁堡；然后横过黑海，到达克里米亚；再穿过西域的大沙漠，到达上都，最后南下抵达大都。⑧马黎诺里先由海道抵君士坦丁堡，然后渡黑海抵喀法，穿过察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过沙山，乃至东方帝国都城汗八里”。⑨选择海路者以鄂多立克、蒙高维诺为代表。鄂多立克是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先到巴格达；再由波斯湾乘船经过印度、斯里兰卡、苏门答腊，最后抵达中国广州；以后走陆路到扬州，沿大运河北上到大都。⑩蒙高维诺先到波斯国讨来思城，然后泛洋至印度，再经东南亚海域、南海到中国。(11)欧谚曰：“条条大路通罗马。”在13、14世纪，元大都作为世界性的大都会，可谓四通八达，条条大路通大都。 由于陆上交通相对便捷，当时“欧洲的旅行者们前往中国旅行大多数走的是陆路”，这与明清时期主要通过海路前往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商人明显有别。张星烺先生论及元朝中欧通商情形时指出：“裴哥罗梯之《通商指南》最可证明当时中欧通商之盛。氏虽未亲至东方，然确闻诸曾至东方商人。吾人读其书，可悉当时欧亚二洲陆道通商所经之道途及情况若何也。”此处张星烺先生所言及裴哥罗梯的《通商指南》，是书第一章即述“陆道至契丹”。张先生附注曰：“《元史》卷一一七《术赤传》，谓其封地在西北极远，去京师(汗八里即北京)数万里，驿骑急行二百余日方达京师，术赤封地即钦察国。后经拔都力征经营，疆宇更广。其都城在窝尔加河畔撒雷城。约翰孟德高维奴第一遗札言由克里米亚须时五六月，裴哥罗梯《通商指南》谓须时八阅月以上。三书小有不同，而大抵相符也。”(12)也就是说，当时从欧洲由陆路来元大都，大约需六个月到八个月不等。而从海路来华，则需两年多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