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分析金政权的政治空间、战略发展方向与立国形势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辽、金之京制，涉及多个重要的政治空间问题，譬如辽后期形成的五京制即是其中之一。今天通常以为，五京与辽疆域内五个高层军政区“五道”相对应，其实是在首都之外，也给予地区政治中心以陪都之号。以地区中心为陪都之制度为金所继承。金自天会元年(1123)初定辽地，至卫绍王朝蒙古入侵之前，在五京、六京、七京之间，持续变动。这些非常简单的数字，牵涉到大片疆土的获得，或是战略发展方向的调整。又如本文所关注的关键问题，即首都的迁徙，亦是其例。迁都体现了政权力量的空间布置之改变，并导致国势发生变化。从首都作为一国政治中心的无可替代的地位来看，它与政权整体的政治形势发展趋势的关系，无疑是最为根本、也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考古与沿革史的角度关注金代的都城，由来久矣。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上京及中都。前者自金末以降，久沦草莱，至清末再被发现，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日本学者白鸟库吉1909年发表《关于金上京》(《考古界》第8篇第9号)之后，相关论著以十数。后者自金以降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溯及金代之制，自有其必要性，以阎文儒《金中都》(《文物》1959年第9期)为代表，参与讨论者亦不在少数，且有方兴未艾之势。至如全面论及金代京、都制度者，若小野胜年《辽金都城考》(《考古学论丛》第14号，1925年)，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3期)等，列述都城数、沿革、区位，以及金代陪都作为地方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与作用等。上述论著考证颇称精详，然鲜有越出首都这个特殊城市的框架，从首都与政权关系的角度作一考察者。仅有的几篇专文，提到了上京区位不便，燕京交通发达；女真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移到中原，自上京驾驭全局有诸多困难。这些提法，都触及了问题的根本层面，揭示了金代都城的各方面具体情况及地位、功能。不过，若我们将都城置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由空间的角度充分展开，那么，对于一国政治中心之迁移，与政权的发展战略及其命运，有何等密切的联系，或可有进一步的认识，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充实金代都城与政治史的研究。 关于都城空间与政治形势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秉愉的论文《从“内地”到“边区”——金初至章宗朝上京地位的变化》，该文将金代上京地位的变迁过程置于国家整体发展的广阔背景下进行讨论①：金熙宗朝在强化皇权的过程中，确定了上京的都城地位。同时，为与国家发展重心的南移相适应，又提升了燕京的地位。至海陵朝，都城由上京迁往燕京(中都)，并将猛安谋克集中南迁，使国家政治重心与军事重心南移。世宗朝虽然重新重视上京，但已是将它作为维系边防体系的重镇，而无法将国家的政治、军事力量的空间布局，回复到熙宗朝的情形。至章宗朝，上京的地位更是进一步沦落，甚至丧失了纷繁边防体系的重镇地位。徐先生的总体研究思路是：考察“统治族群内部的危机与外来的挑战，如何促使国家统治中心的地理位置发生变化，又如何影响了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的分配方式”。可见她对首都的考察，是建立在对金政权整体发展的关怀之上。以政治中心的空间变迁来响应政治环境的变化、进而又影响国家政策取向的踏进或转折，这条脉络得以清晰呈现。徐先生就金代首都与其国策、国运的讨论，对笔者有很大的启发。笔者同样对政治空间的格局变迁极感兴趣，在此基础上，希望能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有些许进展：一是由迁都以前政治要素的空间分布，探索迁都的动力；二是将迁都前后的政治空间格局进行比较，并展现这次格局调整在金－宋军事对峙中的意义；三是对迁都的前因后果作两面观，既探讨迁燕的合理性，更要探析迁都所体现的政权的发展战略及其始料未及的不良后果，如都城－边疆关系的变动、边防体系的崩溃，对于金世宗以后的金朝立国形势有何等的影响。 如所周知，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于内政方面的影响确乎意味深长。然则，其于政权发展的空间方向、于金政权和周边政权关系、于金政权亡于外患之过程，究竟起到何种作用，这才是笔者所要着重考察的。其中最欲突出的，在于空间格局变动的重大政治后果。 一、金前期的疆域扩展、军政区建置与空间格局 从辽天庆四年(1114)阿骨打起兵反辽之后，在女真人被迅速集结起来的同时，金政权又不断在西、南方向取得进展，以皇统二年(1142)宋金第二次和议之签署为断，金初的攻势持续了二十八年之久，灭辽之后，几绝宋祚，疆域一直扩展到淮河流域。这种发展速度，在此前的北方民族中是难得一见的。女真人的内部整合，至辽天庆六年大致完成，这是在底定辽东京道地区的前提下得以实现的②。而向西、南两面的推进，根据金对辽、宋用兵的间歇，在此后可分三波。第一波终阿骨打之世，至天辅六年(1122)平中京、西京已大致终结，至次年下兴中府及宜、锦等州为断，其结果是基本摧毁了辽的力量，除平州降而复叛，尚待次年占领，燕京下属州县已割与宋，金已经在其得自于辽的疆域的其他部分稳稳立足。第二波始于天会三年第一次伐宋，止于天会九年。在天会八年金军赢得富平之战及当年立伪齐，已初步完成，至次年略得陕西大部，大局遂定，其结果是将中原北部原北宋之地占为己有或赐予附庸，并且巩固了在河北与河东的占领成果。第三波始于天眷三年(1140)，金背盟夺回河南陕西地、重开战端，止于皇统二年宋金第二次和议缔结。在这一阶段，金政权完成并巩固了对黄-淮之间与陕西的占领。 上述三个阶段之间，战事亦在间断进行，但根据战事的密集程度与战略目标的变化，三波攻势还是较易观察和发现的。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每一波都伴随着战线的转移、军事区划的更新，同时，女真猛安谋克分布格局也在发生变化。 金政权疆域的拓展，带动了其高层军政区的建置以建国之初女真旧居之地为起点，分阶段地外扩。并且，导致每一阶段新置的军政区，与上一阶段的种类和性质有所区别。于是，至金熙宗朝末年，金境内的高层军政区，在空间上层次分明： 女真旧居之地，围绕上京路，分布着蒲裕、胡里改、速频、济州等万户路，以及曷懒军帅司路、婆速府统军司路。这些路，大部分以万户为长官，是女真完颜部旧居之地及反辽早期(天庆六年以前)所并其他各部女真之地。万户为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伊始新创、用以统辖猛安之机构，其层级与沿自旧辽的都统司、统军司无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