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7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882(2013)03－0024－04 辽代的印刷出版业十分发达，其中南京燕京(今北京)和西京(今山西大同)是当时北方最重要的刻印中心。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数百年来辽代的印刷品实物无考，遂使考察辽代印刷出版业难以措手。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在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俗称应县木塔)、河北唐山丰润天宫寺塔和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庆州释迦佛舍利塔(俗称庆州白塔)发现了大批辽代印刷品，包括刻经、刻书、杂刻和版印佛画等，从中我们对辽代的出版印刷水平可以有大致的了解。辽代雕刻印刷业的成就让人赞叹，与其编辑出版机构的完善不无关系。 一、辽代印刷品出土概况 印刷术的发明降低了图书制作的成本，加快了知识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人类文明的进程。早期的雕版印刷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佛教徒很早就利用雕版印刷术作为宣传工具了。[1]迄今为止，辽代雕版印刷品集中发现于三座辽代佛塔之内。 应县木塔即佛宫寺(初名宝宫寺)释迦塔，建于辽道宗清宁二年(1056年)，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文革”初期，红卫兵砸开塔内塑像，从中发现了大量文物，将其付之一炬，使这批数量和价值堪与敦煌遗书媲美的文物绝大部分被毁。1974年，在该塔第四层主像内又发现了辽代秘藏。连同此前劫后余烬，经修复后统计，共有辽代文物160件(组)，为研究辽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2]在这些罕见的辽代文物中，有61件印刷品，其中《辽藏》(也称《契丹藏》)12卷，单编刻经35件，杂刻6件，刻书2件，版刻佛画6件。所出文物几乎都是世所仅存且首次面世的。这些印刷品大都雕版工整，字体隽秀，纸墨精良，印制精美，是研究辽代出版印刷业的难得资料。 1987年，在河北丰润天宫寺塔第四至第八层间第二塔心室中发现了各类文物56件，其中有辽代刻经26件，有的有明确纪年和雕印地点，时间为辽兴宗和道宗时期，与应县木塔中发现的辽代刻经相比，板式和装订方法有了变化，丰富了辽代雕版印刷品的研究内涵。[3](P531～536) 1988年～199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庆州白塔覆钵中相轮樘第五室内发现了大批雕版印刷的陀罗尼咒和少量刻经，在覆钵内壁周围也发现了一些散藏的刻印佛经，其中大批枨竿陀罗尼纸本雕印的《佛形像中安置法舍利记》和《根本陀罗尼咒》属于首次发现，引人注目。庆州白塔内发现的雕版印刷品种类虽少，但数量惊人，共有221件。 出土的辽代雕版印刷品，全部为汉文雕印，证明辽朝雕版印刷业相当繁荣，各地都有擅长雕刻印刷品的能工巧匠，其中以南京燕京的技术水平最高，印刷品数量众多，质量上乘，流布全国。其次是西京大同府和中京大定府等。从装帧上看，早期多卷轴装，中期卷轴装和册装并存，晚期蝴蝶装和册装逐渐增多。应县木塔中发现的一册《妙法莲花经》，系由卷轴装改装成册装，有明显的补加书口和用墨线补画的边框，反映出了由卷轴装到册装的书籍装帧演变过程。 三座辽塔中发现的338件辽代雕版印刷品，显示了辽代雕版印刷业的高度成就，为刻书印刷业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二、辽代的编纂出版机构 大藏经的集经、律、论三藏之大成，是指佛教经典的汇总书籍。我国第一部大藏经《开宝藏》于北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在益州(今四川成都)雕造。此后不久，辽朝也开始雕造著名的辽版大藏经《契丹藏》，即后世所称的《辽藏》。在应县木塔和丰润天宫寺塔均发现有装印精良的《契丹藏》，证明辽朝有许多著名的书坊，有一批优秀的雕刻家，并有严格的出版管理制度。 丰润天宫寺塔出土的《辽藏·大方广佛花严经》第十卷尾题记云： 大契丹国燕国长公主奉为： 先皇御灵，冥资景福；太后圣寿，永保遐令(龄)；一人隆代斗之尊，正后业齐天之算；太弟公主，更析泒于银潢，新王诸妃，长分阴于玉叶。次有职后，逮含山青；近幸慈尊，运成佛道。特施净财敬心雕造小字《大华严经》一部，所异流通，悉同利乐。 时重熙十一年壬午孟夏月甲戌朔雕印记。 燕京左街僧录崇禄大夫检校太保演法道慧大师赐紫沙门琼熙提点雕造。说明此经雕印于辽兴宗重熙十一年(1042年)四月，施资人为燕国长公主，即辽景宗长女耶律观音女，“先皇”指辽景宗耶律贤和圣宗耶律隆绪，“太后”指圣宗钦哀皇后萧耨斤，“一人”指兴宗，“正后”指兴宗仁懿皇后萧挞里，“太弟公主”指燕国长公主诸弟妹。所雕《花(华)严经》为小字本，雕造事宜由左街僧录琼熙负责，此时已有“提点雕造”之职。同出之《大乘妙法莲花经》第八卷尾部有题记云： 佛弟子陇州团练使检校太师太傅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开国侯食邑壹仟户实封壹百户陇西李存寅衔诏命戾止。 燕都弘法萧兰实正司于检点昊天精刹，乃兼职于兴修，自愧庸愚，幸蒙任使徒切悚铭之素……从用，锼方版停，而印摹有期，……伏愿： 皇太后皇帝延圣寿于刹尘，皇太子妃主王公等遐令(龄)于劫石，百执永绥于吉禄，北民咸于熙表，共趣一乘，速超三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