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4; 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3)07－0082－08 一、借古说今宜审慎 如何评价宋代的士大夫？而今学者各执一词，两种观点极端对立。“君子论”者将宋代盛赞为“君子时代”，颂扬“宋朝的文人士大夫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傲、最有骨气的一群知识分子”，“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不趋炎附势，不巴结权贵”。“粪土论”者则针尖对麦芒，断言：宋代士大夫大多数“是卑鄙龌龊之徒，更有巨恶大憝之辈”。将士大夫从总体上斥为“群小”，比喻为“粪土”，认为“范仲淹等人无非是一堆牛粪土上开出的几朵鲜花”。并指责为数甚多的宋史研习者“关注士大夫”，“称颂士大夫”，至少犯下三大错误，一“不符合史实”，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史观”，三还“是一双双势利眼”。触动着我重温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论著，对以往的认识作些再思考。 上世纪50年代初，范文澜曾自我反思其旧本《中国通史简编》“由于片面地‘反封建’和‘借古说今’所造成的非历史观点。”他说：“无分析的一律抹杀或一律颂扬，都是主观主义的、非历史主义的表现。”在他看来，“‘借古说今’并不是绝对不可以”，但不能“古今不分，漫谈时事”，“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①翦伯赞曾强调不能“对自己的历史盲目歌颂”，也不能“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把自己的历史写成罪恶的堆积”。并提出“不要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不要先提出结论，把结论强加于史实”；“不要依据孤证，武断历史”。②前辈史家的这些告诫，在事隔数十年之后，仍然不乏针对性。恕我直言，“君子论”恐属“一律颂扬”、“盲目歌颂”，“粪土论”则有“一律抹杀”、“虚无主义”之嫌。对于“君子论”，笔者在《不必美化赵宋王朝》③一文中曾略抒己见。下面主要就“粪土论”谈些粗浅看法，相信有关学者会不吝赐教。 二、一簇鲜花与新兴阶层 漆侠早在50年代初，便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主张“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王朝”，反对“封建统治阶级中没有一个好家伙”一类的说法，强调“不能一笔抹煞三千年来的封建统治阶级”。④在众多的宋代士大夫的所谓称颂者中，他无疑名列前茅。范仲淹无非是牛粪上开出的一朵鲜花吗？漆侠并不这样认为。将其论文《范仲淹集团与庆历新政》⑤同“粪土论”相比较，至少有三个实质性的不同。 第一，漆侠认为，范仲淹集团“是由才俊之士组成的政治集团”。换言之，仅就范仲淹集团而论，在其成员当中也并非仅有一朵或几朵鲜花而已，这个政治集团整体上便是一簇香味扑鼻的鲜花。漆侠引用韩愈的诗句“同官尽才俊”，称颂范仲淹集团。他说：“在整个封建时代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凝聚了这样多的人才，作出了这样绚丽多彩的贡献。” 第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史观，范仲淹这样的政治人物理应是一定阶级阶层利益的代表者。“粪土论”将范仲淹作为孤立的个人，把鲜花与牛粪割裂开来，并予以对立。擅长运用阶级分析法的漆侠则阐述了范仲淹这批鲜花的阶级阶层属性，一再强调“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在漆侠看来，范仲淹集团自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即“以中下层地主阶级为主，包括部分上层农民在内的中间阶层”。范仲淹集团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第三，从某种意义上说，“粪土”论与“君子”论如出一辙，均重在以超时空的善恶标准对士大夫个人作道德评价。漆侠则重在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对士大夫阶层作历史评价。他认为，范仲淹所代表的封建士大夫是中唐以后才逐渐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的阶层。也就是说，范仲淹等鲜花不是附着在臭不可闻的粪土之上，而是植根于新兴阶层这片沃土之中。漆侠指出：这一新兴阶层“不仅经济地位的上升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而且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在政治上取得一定的地位。正是这样一批来自中下层地主阶级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形成了一个富有改革意识的政治集团”，⑥并且“在思想上表现了生动活泼的创造性”。⑦“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⑧由科举出身的读书人⑨为主所组成的士大夫阶层(或称官僚阶层)取代门阀士族等级成为地主阶级的当权阶层，是宋代社会阶级结构最重大的变动之一。王曾瑜指出：“这无疑是唐宋之际从官场到社会的一个变化，也是一种进步。”⑩ 学者见仁见智，对漆侠的上述论断有不同认识是正常的。众所周知，漆侠既是宋史专家，又是农民战争史专家。王小波、李顺等农民领袖和范仲淹、王安石等封建士大夫都是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漆侠晚年还着重探究宋代士大夫的学术——宋学，有《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书传世。漆侠作为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后继者，履践了前辈史家翦伯赞的忠告：历史“不能只写一面”。我等自当信心满满，在关注社会下层的同时，理直气壮地关注士大夫。 三、精神伟力岂可小视 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主流精神并非大多数人所奉行的精神，而是大多数人所认同的精神。而时代精神则顺应历史潮流，体现时代趋向，并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宋代士大夫的主流精神是什么？有学者回答道：先忧后乐，有志天下。(11)“粪土论”者的答案则是：读书做官，卑鄙龌龊，颇为糟糕。其实，宋代读书人的学习目的是多元的，其中较为常见的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是为谋生而读书。蔡戡指出：“士之仕也，所以为贫。”其目的在于“事父母，育妻子”，(12)即养家糊口。某些上层士大夫自以为高雅，将这些为仰俯计，为生计谋的读书应举者作为嘲笑对象，轻鄙地称之为“岁糜廪禄”的“米虫”(13)即饭桶，显然很不公道。连朱熹也认为：“今之士大夫应举干禄，以为仰事俯育之计，亦不能免。”(14)生存是人的第一基本需求。为谋生而读书，固然算不上高尚，也不能斥之为糟糕，无非是平常人要活下去的起码生存欲望而已。但因科举录取率极低，读书人大多名落孙山，落得个“满头霜雪，满面尘埃”，“别无收拾，只有清贫”，空自叹息：“功名富贵真难致”。(15)正如陆游所说：“士之埋没无闻者何可胜计！”(16)在民间教书办学是广大失意读书人的主要出路之一，他们被称为“乡先生”。(17)乡先生的水平参差不齐，但他们在社会底层推广教育，普及文化，功不可没。“粪土论”者将这些下层士大夫从总体上一律予以否定，只怕有欠斟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