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这一术语是E.T.霍尔（1959）首先提出的。霍尔注意到误解的产生并非源自语言，而是诸如“沉默”、“潜藏”或“无意识”等其他模式化（patterned）因素造成的，即来自文化的差异。贝内特（1998：3）解释说，“跨文化交际进路”的最根本前提是，“各种文化在其语言、行为范式和价值观方面都不尽相同，因此人们很难使用（单个文化）本身来预测对信息的共享假设和反应”，就翻译而言，这类反应往往具有民族中心倾向。 自斯坦纳以来，把翻译作为“交际行为”（布卢姆-库尔卡，1986）的观点已成为一种既定事实，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认同翻译中存在文化差异或两者相关的看法。他们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争议表现在对文化本身的定义。最初，文化的概念十分简单，它指已发展成熟社会中文明的人文主义理想（如教育体系、艺术、建筑等）；后来再用于指某个民族的生活式；再后来，随着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进步，它便与社会或意识形态的力量相关。然而，文化习得的方式则因理论不同而大相径庭。在人文主义者看来，文化是通过明确的指导习得的。但人类学家却认为，文化可通过正规教育或父母无意识的家教、社会化，抑或长期与他人的接触等渠道获得。于是，文化便成为群体无意识的共享品。其次，在把语言和文化视为截然不同的实体或持语言即是文化观点的人之间也存在着十分清晰的历史分野。前者把翻译看成普遍主义的编码一解码之语言活动，即用雷迪所谓的“语言迁移的导管隐喻（conduit metaphor）”把SL（第二语言）移译成TL（目标语）。也有人（如尼达，2002）认为，“事实上，与所分析的术语相比较，语境提供了更多的意义区分”。于是，意义不是由语言所“承载”，而是读者根据其自身文化背景协商的结果。最后，与以上两者密切相关的，是翻译中“文化滤器”（culture filter）的重要性。 二、文化滤器 卡坦（1999，2004）曾以神经语言程序学（NLP）理论为基础讨论了四种感知滤器，分别负责我们对“一切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感知、阐释、评价及对其定向与模化（modelling），它们分别是生理滤器、文化滤器、个体滤器和语言滤器。 这些滤器均通过模化并以同样的方式产生作用。根据班德勒和格林德（1975）的说法，所有模化概不外乎三大原则：删除、曲解和概括。以人类模化为例，我们无法识别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删除）；而往往有选择性地聚焦或使我们的所见符合我们的期望，或聚焦于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东西（曲解），抑或往往按自己的模式去充填细节或填补突显的差异（概括）。 因此，笔者认为，文化滤器是四种独特（且又相互联系）的方式之一，不同群体将其用于组织自己对世界的（有限的、曲解的或程式化的）共同认识。这与古迪纳夫（1957/1964：36）的观点不谋而合，即把文化定义为“某群体……它是人们心中既定的事物形式，是他们感知、联想及阐释事物的模型”。与之相反，豪斯（2006：349）认为：“文化滤器是捕捉认知及社会文化差异的方式。”卡坦采纳了这一观点，认为这与译者的协调能力密切相关。 然而，在翻译过程中一种滤器在多大程度上优于另一种滤器，是争论的第三个问题。伴随“文化转向”，文化滤器议题似乎占据了论争的中心。纽马克认为，“有一种过分强调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超出文化范围的普遍性问题的趋向。这些问题有时披着文化的外衣，但却已远远超出文化”。他的观点与诸多专业人士的看法一致。也有些人认为，滤器应有选择地使用。尼达（1964：130）则认为，其介入程度更多地取决于所涉及语言的文化与语言距离或差距，而不是文本类型本身。 三、作为框架系统的文化 我们可以用三个相关的概念来阐明针对文化概念有明显矛盾的观点：语境（化）、框架和逻辑类化（typing）。 1.语境（化） 我们已提到尼达认为语境至关重要的观点。但也有人认为，语境并不总是那么重要。事实上，电话簿、发票和说明书等就无需任何语境帮助也能看懂或译出。霍尔（1983：61）指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交际情景中都存在“语境化”过程。凭借这一过程，说话人商洽从中提取出多少意义及多少语境的共享信息。因为倘若没有共享信息，“我们可知，由于语境的缺失，我们如果要保持意义的连贯，就必须增补信息”。但卡坦（1999/2004）认为，即使就说明文本而言，相关事物不一定被认为是普遍性的。 “语境”是一个便捷但模糊的术语，最初为人类学家马利诺夫斯基首先移入翻译。他在研究特罗布里恩岛（Trobriand）的居民及其语言时，注意到要把他们的基里维纳语对话译成英语需要进行许多改变。他例举了这样的字面翻译：“We runront-wood ourselves; we paddle in place; we turn we see companion ours.He runs rear-wood behind their sea-arm Pilolu（我们自己划前面的小船；我们在适当地方划桨；我们转头看见了我们的同伴。他在Pilolu海湾划后面的小船）”。马利诺夫斯基注意到，要使外人清楚特罗布里恩岛民该话语的隐含意义，他需要加以补充说明，后来格尔茨谓之“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其中，读者不仅需要词汇和语法知识帮助其了解故事梗概，还需要知晓这些话语使用的情境（马利诺夫斯基，1923/1938：301），即情景语境。给外来者的文本可作如下改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