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言语交际中表现出的情感,包含了对外部信息认知加工的两个不同层面(Aubergé & Gestalt,2002):一是不自主控制的情感(involuntarily controlled expressions),即“情绪”(emotions);二是自主控制的情感(voluntarily controlled expressions),即“态度”(attitudes)或称“社会情感”(social affects)。我们认为,情绪与态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状态。情绪与生俱来,是对外部刺激的本能反应;而态度与语言、文化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某些态度的表达方式需要后天的学习。 近年来,一些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对态度的分类进行了研究(Wichmann,2002;de Moraes et al.,2010;Gu and Fujisaki,2013)。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定义了生活中常见的19种态度,如表1所列,并且将这些态度分为以下两大类: (1)体现说话者对所言之事的看法或观点的态度。如果说话者没有表达任何特别的态度,也被视为一种中性态度,例如简单的“陈述”和“询问”。 (2)体现交际双方社会关系的态度,例如“礼貌”和“权威”;或者体现特定交际背景和对象的态度,例如“亲密”、“儿向”和“引诱”。这里“儿向”是指儿向语(即成人与婴幼儿对话时采用的语体)呈现的态度。
继Matins-Baltar(1977)和Fonagy(1991)之后,许多学者研究了不同语言的态度语音韵律(Fujisaki & Hirose,1993;Mejvaldova,2000;Diaferia,2002;Mac et al.,2010;Gu et al.,2011),有一些学者还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态度语音韵律的跨语言跨文化比较(Shochi et al.,2009)以及二语教学(Shochi et al.,2010)。 本文将从听觉感知的角度,研究中国人对普通话19种态度语音的辨识模式,继而考察这些态度在听感上的距离与聚类关系。考虑到除了态度类别本身,听辨结果还可能与话语的语言学特征、以及听辨人的特征有关,本文选择话语长度、听辨人性别也作为考察因素。 二、听辨实验 我们以音节数、字调、句法结构为变量,设计了一个条件受控的语料库,包含了单字词、二字词、三字词、四字短语以及九字长句,共152条。这些词和句子在语义层面均为中性(语义上不暗示任何态度或情绪),但是在语用层面,可以在不同语境中用各种态度自然地表达。 录音人是一位32岁的中国女性,普通话发音标准,而且从事语言教学多年。我们为录音人提供了表1所列19种态度的定义及细致描述,录音人在录音前经过反复训练。语音的录制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市GIPSA实验室的隔音室中进行,已录制的语音库共有2888句(152句文本×19种态度)。 我们从该语音库中选取了399句(21句文本×19种态度)用于听辨实验。表2给出了用于听辨实验的语料构成,其中NP表示名词词组,VP表示动词词组,句法结构的括号里的数字表示词组所含音节数,而声调组合中的1、2、3、4表示普通话的四声。在当前实验中,暂不考虑字调和句法结构的影响,只考察音节数即话语长度对态度感知的作用。
参加实验的听辨人共30位,男女各半,都是普通话本族语者,无任何听力或智力障碍,年龄区间20-33岁,平均年龄25.2岁。除了1名男性是格勒诺布尔某IT公司的电脑程序员外,其余听辨人均为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的在读研究生。 听辨人在实验前,充分熟悉并理解了表1所列19种态度的定义及细致描述。听辨实验安排在一个安静的房间中,通过一个软件界面操作,听辨人戴耳机逐条聆听每一条语料,判断听到的话语表达的是何种态度,在19种态度标签中做单项选择。所有实验语料由程序随机排序,每条语料只播放一次。选择判断的时间不加限制,并且听辨人可以随时要求休息以缓解疲劳。 三、实验结果分析 3.1 辨识率统计分析 我们针对听辨实验的辨识率数据,做完全随机设计的三因素方差分析。三个自变量分别为:态度类别(19个水平)、话语长度(4个水平)、听者性别(2个水平)。每个数据单元的观测数据不少于60个。表3列出了方差分析的结果,其中效果显著的因素有:(1)“态度类别”对辨识率有极显著的主效应(p<0.001),而且
(效应值)最大,达到0.693;(2)“态度类别”与“话语长度”之间的交互效应极显著(p<0.001),且效应值较大(0.220);(3)“话语长度”、“听者性别”都具有极显著的主效应(p<0.001),但是效应值很小,只能解释观察到的方差的很小一部分;(4)“态度类别”与“听者性别”之间的交互效应显著(p<0.05,但是接近1%水平),效应值也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