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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早期文白异读的研究成果，可对现代汉语方言中文白异读的形成模式加以归纳，除学术界此前已有初步共识的相互借用、权威方言影响、强势外来语覆盖等几种模式外，通过贵州毕节方言文白异读的情况可知，因方言混合而导致的文白异读也是一种重要的形成模式。根据现代北京话的音系特点、地理分布形态、移民来源和历史文化背景，其是明清两代河北和山东移民在东北混居以后形成的一种混合性方言。从方言混合的角度来解析北京话的文白异读，可以将其离析为不同的方言层次：其文读音是山东方言的读音，而白读音是河北方言的读音。北京话文白异读反映的实际上是不同来源的方言差别。
罗常培也使用“字音”、“话音”、“读书音”、“说话音”等说法。 各系方言的读书音跟说话音往往都有些不同，但是很少像厦门音系相差那么远的。厦门的字音跟话音几乎各成一个系统，所以本地人发音时特别要声明“孔子白”怎么读，“解说”怎么读。⑤ 从罗氏的描述可以看出，方言区的普通民众对文白两种读音的差别及其语体色彩是有明确认识的，并用“孔子白”和“解说”这样的专用词语来称呼这种语言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罗氏在《临川音系》第三章《本地的音韵》还有如下表述：“条例（12）：凡两读的字均互注又音，但文白异读的不另注明。”⑥ 根据我们目前已查阅过的资料，这是“文白异读”首见于文献。但这个用法和赵元任“文白两读”差不多，意思是“文言和白话两种读音”，而不是作为一个专用名词来使用。 1957年，李荣在《中国语文》第4期发表了《方言里的文白异读》一文，⑦正式使用“文白异读”这个专用术语来讨论文白异读问题。在排除“长”、“好”等一字多音现象后，李氏把“文白异读”界定为“专指同一个字文言音和白话音不同”，并以北京、汉口、苏州三地方言为例，系统介绍了汉语方言中的文白异读。 此后，这种以汉字的古今语音对应关系为基础、与字形字义及语体风格密切相关的语言现象被正式定名为“文白异读”。文白两种读音分开来说的时候可称为“文读音”或“文言音”，“白读音”或“白话音”，也可简称为“文读”、“白读”或“文言”、“白话”。 在《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第6节《方言借字》中，李荣又解释了文白异读的成因，认为形成文白异读的主要原因是方言间的互相借用。⑧ 《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发表两年后，赵元任1967年10月10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用英语发表了一个关于汉语借词的演讲，这个演讲后来以“Interlingual and Interdialectal Borrowings in Chinese”为名发表在Stuties in General and Oriental Linguistics上。该文介绍了汉语和外语以及汉语方言之间种种有趣而复杂的借用情况，其中有三个例子和本文关系密切。 （一）吴语区的形容词“尴尬”传到北方时，先是有“认半边字”的“jian jie”和懂语言的“内行读音”“gan ga”两种读音，后来才统一成“gan ga”。 （二）“搞”和“饺”。“搞”是从中国的中部地区借到北方的，“饺”则是从北方传到南方的，并一直传到粤语区。“饺”字早就进了《康熙字典》，⑨而“搞”直到编《国音常用字汇》时才在“搅”字下增加了“gao”音，但举的都是坏意思的例。⑩ （三）北京话中“一大些的”入声字，如“厚薄”的“薄”念baur，“刻薄”的“薄”念bor的特点是白话音保留古音少，文言音保留古音多。关于这些入声字的文白来源，民国初年钱玄同、白涤洲等人认为文言音是受南方方言的影响后形成的。（11） 在赵元任的其他著作中，并没有发现他用过“文白异读”这个术语。从现在学术界该术语的使用情况看，丁邦新使用“文白异读”这个词语也比较晚。他在《儋州村话》（12）等著述中仍然用的是“文言音”、“白话音”、“文白系统”等说法，在1992年的《汉语方言史和方言区域史的研究》（13）中才开始使用“文白异读”这个术语。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到，“文白异读”这个术语在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中有一个形成过程，其间曾有过一些不同的说法。虽然词语使用上有所不同，但学术界对这种语言现象的内涵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共识。 1.文白异读是一种不能脱离汉字来独立分析的“字音”现象。（14） 2.文白异读是一种系统的又音现象。（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