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5-0190-06 美国学者尼古拉斯·米尔佐夫在《视觉文化导论》一开篇便指出：“现代生活就发生在荧屏上。”[1]我们完全可以将这句话理解成现代文化转向的一个精辟注脚。梅洛-庞蒂、利奥塔等人试图描述的一种现代文化的断裂和变迁趋向被W.J.T.米歇尔敏锐地命名为“图像转向”，它不仅关涉人文科学领域，而且也关涉公共文化领域。照相机、摄像机、电脑、DVD、IPAD、扫描仪等等视觉媒体设备，以及影像的数字存储、处理、传输、展示技术共同撑开了一个图像作为文化主导的世界，图像成为人们回顾往事，再现生活，表达思想的重要符号体系，图像甚至形塑着人们思考和认知的崭新经验及方式。虽然图像并不会取代话语，然而，正如海德格尔在他著名的《世界图像的时代》中所阐释的那样：“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这时，存在者整体便以下述方式被看待，即：仅就存在者被具有表象和制造作用的人摆置而言，存在者才是存在着的。在出现世界图像的地方，实现着一种关于存在者整体的本质性决断。存在者的存在是在存在者之被表象状态(Vorgestelltheit)中被寻求和发现的。”[2]我们或者可以这样来理解海德格尔的“世界图像时代”：一方面，现实世界图像化，各种各样的图像充斥其间，现实以图像的方式集中呈现；另一方面，图像成为我们认知世界、把握世界的主要途径。 照片、电视、电影，以及在网络中快速传输的视频文件不断延展着文化的疆域，各种视觉类像、幻象和艺术形式被创造出来，普泛地介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它们的“出场”、“接触”和“使用”越来越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为我们提供了新的选择、新的感受、新的经验，悄然演化为毋庸置疑的现代生活知觉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图像正迸发出撕裂传统的巨大能量，将我们的“时代特征”改写为：“影像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外貌胜过本质。”[3] 在阿莱斯·艾尔雅维茨等学者看来，这正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界线，也正是在一种捍卫“言语”、反对“视觉”的普遍忧虑中，围绕视觉范式重新确定方向的后现代文化得到了更真切的确认，它以一种僭越话语和理性控制的方式重新图绘理论和认知。换言之，图像转向不仅是技术革新、艺术创造的问题，它从纯技术和艺术的狭隘范畴中解放出来，成为广泛波及哲学、社会学、美学和政治的重要力量。 一、影像政治与国家形象 影像不仅是审美的，也是政治的。在当下，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经验和范式，影像已经彰显出强大的政治表现和干预能力，它和诸多政治主体、政治事件、意识形态勾连在一起，并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加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正在形成一种可以称之为“影像政治”的东西。影像绝不等于简单的“意象”、“形象”、“表象”，抑或纯粹的“情节”、“故事”、“叙事”，它们是各种社会权力关系和利益争斗的场所。而在当下这个传统规训“理性”逐渐失效，“控制机制变得越来越‘民主’，越来越内存于社会领域之中”[4]的时代，影像巧妙地和国家权力、政府、政党、利益集团、公民生活等结合在一起，成为社会管控机制的有效组成部分。因为，这种机制主要是依赖于公民的大脑和身体传播，依赖于一种内在化的过程，符合统治要求的社会融合抑或排斥行为不再主要借助外在的“规训”实现，而是内存于主体自身——“行使权力的机器直接组织人的大脑(通过通讯交往系统、信息网络等)和人的身体(通过社会福利系统、活动监控系统等)，把人们驱入与生命感受和创造欲望的自动间离(alienation)之中。”[5]这意味着社会控制和主导性文化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作为精神力量规范人们的行为，并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生活准则的主导性文化，其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各种社会机构组成的架构严整的“规训体系”。影像文化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演化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肩负起意识形态生产和表达的重要功能，成为国家、政党进行社会控制之有效的工具。 而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传媒影响力日益加深的当下，对于民族国家来说，影像文化的政治功能首先体现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上。国家形象是国内外公众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相面的总体印象及评价，既是一国民族精神、社会价值观、历史传统的综合反映，也是一国文化软实力、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对外而言，国家形象深切影响着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内而言，国家形象极大左右着公民对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内化过程。建构良好的国家形象是民族国家迫切而艰巨的政治使命。而影像的强大表达力和传播力也使它日益成为塑造、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方式及途径。 影像文化之所以能够承载国家形象，主要由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影像表达方式的特殊性契合了国家形象表达与传播的需求。确切地说，“国家形象”存在三个层面：一是现实层面，即国家的实体形象，包括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相面的状况，是物质内涵与精神内涵的统一体。但是，这一层面的国家形象处于原初状态，是分散的、不定型的，无法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自主形成完整的、统一的形象。二是“拟态”层面，即国家的媒介形象，它是媒体文本中呈现的具有象征性、隐喻性的代表性形象，是对国家现实状况的浓缩、概纳。三是认知层面，是国内外公众通过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所获得的对某一国家物质、精神内涵的总体性认识。然而，公众的直接经验往往是有限的，对于国家形象的认知更多来源于中介媒体的间接经验，也就是媒介呈现给我们的“国家镜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