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以建构人的意义世界为旨归

作 者:

作者简介:
高鹏(1985- ),男,山西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研究,E-mail:gaop259@126.com,长春 130024;杨兆山(1963- ),男,黑龙江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长春 130024

原文出处:
教育学报

内容提要:

与人性的契合,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人类不懈追求的教育理想。人性是“适应性”与“超越性”的统一,而“意义世界”则是基于人“超越性”维度的“合真”“合善”“合美”的精神世界,彰显了人之于动物的独特性。作为“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的安身立命之本在于“使人作为人成为人”,它以“真”为基础,以“善”为宗旨,以“美”为鹄的,是受教育者建构自我意义世界的必然途径和可能方式。在“对人的依赖”和“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社会中,教育的意义探寻功能被遮蔽了。为使人摆脱工具性的存在状态,实现受教育者的自由全面发展,我们应在教育实践中消解“物化思维”,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进而通过对受教育者适应性的尊重与超越性的激发,不断完善教育对人的建构作用。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3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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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3)04-0003-07

      社会、教育、人三者的关系中蕴涵着最为根本的教育理论问题,而教育理论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从三者纷繁复杂的关系中,揭示出培养人的基本规律,从而能动地指导教育实践。

      社会由一个个鲜活的个人所构成,社会中的每一项活动都体现着“属人”与“为人”的统一,并始终围绕着“人”而展开。在应然意义上,社会需要为个体的进步与完善创设条件,从而推进“人的解放”的进程。教育是社会借以影响人的手段,其“安身立命”之本就是在于“使人作为人成为人”,帮助个体实现发展和提高。因此,教育视域内的人性研究,不仅是一个有关“为什么培养人”的教育价值论问题,更是一个涉及“如何培养人”的教育实践论问题。

      一、人性:适应性与超越性的统一

      教育的奥秘在于人,而在与“人”有关的诸多问题中,人性又是最基本和最核心的,任何对人的研究和发现,都是由对人性的回答开始的。持有什么样的人性观不仅会深刻影响教师的教育观念、教育行为,甚至会影响到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教育目的的确立。因此,作为以培养人为核心旨归的教育活动,理应将人性提升到教育实践和教育研究的中心位置上来,并将教育与人性的契合作为教育活动“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对人性给予科学的回答,并通过教育实践不断促进人性的生成与完善。

      人性,不同于人的本质。“本质”针对表象,含“根本”“最重要”之意,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依据,不会因时代、国家、民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人的本质”也就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即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最重要依据,具有“唯一性”和“稳定性”。与之相对,人性作为人之为人的全部规定性,不仅包含着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地方,还体现着人本质以外的、为人所有的多种属性,是人自然性、社会性、精神性的抽象综合,它由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关系制约并规定着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个体可能具有不同的人性,而且人性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伴随着后天教育和环境的影响趋于完善,因此,人性具有“多元性”和“生成性”。

      人性和人的本质并不截然对立:人的本质是人性发生发展的基础,人只有首先占有他的本质才可能衍生出各式各样的人性,而人性则是人的本质的来源,人的本质之所以能够被抽象出来,是因为有具体人性的存在。所以,我们在认识人性时就要避免那种将人性等同于人的本质的错误,转而树立起一种复合的人性论观点,其中既要呈现出人与生俱来的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性特征,又要呈现出人在生活世界中所生成的丰富属性。

      人是适应性的存在。他的适应首先表现为对自然的适应。尽管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但“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兽性”[1],而“具有兽性”的人要保全生命、发展生命,就必须像动物一样满足自己的本能需要,就必须在实践活动中受制于自然环境、遵循自然规律,所以,“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2]105

      人的适应还表现为对社会的适应。社会是打上人类意识烙印的“人化的自然”,每个人是社会发展积淀的结果,即“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3]。个体即便有再强的主观能动性,也不可能脱离社会的现实状态而恣意发展,他的点滴进步都需要依从一定的社会关系方能实现。

      人还是超越性的存在。一方面,他对自然可以进行有限度的超越。动物生命活动的全部内容便是求得生存、延续种族,它们仅存在对自然消极适应的一面,而人类虽然不能脱离自然,但他却“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2]57,不仅能像动物那样按照“物的尺度”来适应自然,还会按照“人的尺度”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进而在能动自为的实践活动中打破如动物般“觅食——吃食——觅食”的简单循环,将单调的“自然世界”转变为色彩绚丽的“属人世界”,并在其中探寻“人之为人”的独特价值,建构自我的精神世界。

      另一方面,人还可以对社会进行必要的超越。尽管社会中已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观念意识形态是先于个体之前给定的,但它们却在限定中给予了人发展的无限可能,个体可以通过对这些限制条件的积极适应和主动改造,进一步提高物质生产生活水平,进一步丰富社会思想文化内容,从而使社会更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更加符合人类发展的预期,并为后代对前代的超越做好准备。

      人对自然、对社会的超越既是可能的也是有限的。人性中的适应性和超越性并不相悖。在任何时候,适应性都在人性中居于首要位置,它是超越性得以发挥的前提,没有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尊重与顺应,就没有人类生命的延续,也就不会有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更不会存在超越。超越性在人性中居于主导位置,它是人性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没有对现实的超越,没有对未来的建构,人就难以摆脱本能的存在状态,难以实现对自我的完善,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人性的适应性和超越性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相互支撑的关系,前者需要以后者为目标,后者需要以前者为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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